根源，在于思想混乱，诸子百家各行其道，百姓无所适从，诸侯借机割据，挑战中央权威。
唯有摒弃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定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才能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进而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确保皇权稳固，天下安定。
其三，兴太学，举贤良。
董仲舒深知，思想的传承，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国家的治理，离不开贤能的辅佐。
他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大批精通儒术的人才；同时，改革选官制度，废除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以德行与学识为标准，选拔贤良方正之士入朝为官，让天下英才，皆为大汉所用。
其四，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董仲舒摒弃了先秦儒学重德轻刑的偏颇，也摒弃了秦朝重刑轻德的残暴，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国理念。
他认为，治国当以仁德教化为主，以刑罚惩戒为辅，先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教化万民，让百姓知礼守义，再用法律约束恶行，惩治奸邪，如此方能实现天下大治。
其五，限田抑兼并，以安民生。
董仲舒目睹了大汉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他建议汉武帝，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保障百姓的基本生计，认为“民者，国之本也”，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洋洋洒洒，字字千钧，从天道到人事，从思想到政治，从人才到民生，为汉武帝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治国体系。
这套体系，既契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开创盛世的雄心，又顺应了天下百姓渴望安定、期盼教化的民心，更传承了华夏千年的儒学文脉，兼顾了理论性与实用性，堪称千古绝唱。
汉武帝听罢，龙颜大悦，对董仲舒的学识与见识赞不绝口，当即想要任命董仲舒为公卿重臣，委以重任。
可朝堂之上，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触动了黄老学派与权贵势力的利益，他们纷纷站出来反对，诋毁董仲舒的学说，排挤董仲舒的人。
丞相田蚡、太尉窦婴虽推崇儒学，却也忌惮董仲舒的才华与声望，担心他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而汉武帝虽赏识董仲舒，却也深知，推行儒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最终，汉武帝未能任命董仲舒为中枢重臣，而是任命他为江都王刘非的国相。
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此人骄横跋扈，勇猛好斗，素有野心，曾参与七国之乱，虽未获罪，却始终被汉武帝所忌惮。
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既是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考验，也是对他的保护——让他远离朝堂的纷争，在地方上践行自己的儒术，用实际成果，证明儒术的价值。
董仲舒欣然领命。
欲行大道，不必身居中枢，哪怕是在一方诸侯之地，也能践行自己的理想。
他辞别汉武帝，奔赴江都，开始了自己的地方执政生涯。
半生蛰伏，一鸣惊人，董仲舒以一篇《天人三策》，让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站在了大汉思想的核心位置，为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都国，地处江淮，富庶之地，却也是豪强横行、民风彪悍之地。
江都王刘非，自恃是天子兄长，骄奢淫逸，目无王法，国中官吏皆畏惧其权势，不敢有所作为，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董仲舒抵达江都之时，刘非正意气风发，想要效仿当年的吴王刘濞，割据一方，图谋不轨。
他见董仲舒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心中甚是不屑，故意刁难，想要给董仲舒一个下马威。
一日，刘非召董仲舒入府，问道：“昔日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等霸业，何其壮哉！寡人亦有此志，先生以为，寡人可否效仿齐桓晋文，成就一番霸业？”
此言一出，满府文武皆大惊失色。
齐桓公、晋文公乃是春秋霸主，称霸于周天子之下，而刘非身为大汉诸侯，竟想称霸，无异于谋逆，此言若是传入长安，必是杀身之祸。
众人皆以为，董仲舒定会畏惧刘非的权势，含糊其辞，不敢直言。
可董仲舒却神色不变，从容答道：“夫五霸者，乃三王之罪人也，乃诸侯之盟主也。齐桓晋文，虽称霸一时，却终究是僭越之举，违背了君臣之道，扰乱了天下秩序。今大汉天子，圣明神武，一统天下，皇权至高无上，诸侯当恪守臣道，安分守己，辅佐天子，安定一方，岂能有称霸之心？大王身为天子兄长，更应以身作则，忠孝两全，若行称霸之事，必遭天谴，祸及自身。”
这番话，字字铿锵，句句直刺刘非的痛处，满府文武皆吓得噤若寒蝉，生怕刘非震怒，降罪于董仲舒。
可刘非听罢，却沉默良久，最终竟缓缓起身，向董仲舒拱手道：“先生所言极是，寡人知错了。”
他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