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之道，可解一时之困，却难撑万世之基。汉家江山，终将需要一套能定国安邦、教化万民的思想，而儒学，便是那唯一的选择。我今日讲学，并非为了一时之功，而是为了传承薪火，待天时一到，自有星火燎原之日。”
他的目光，沉静而坚定，仿佛早已看透了历史的走向。
彼时的大汉，正悄然发生着巨变。高祖刘邦驾崩后，吕后专权，诸吕乱政，幸而周勃、陈平诛吕安刘，迎立文帝刘恒，大汉江山才重回正轨。
文帝仁厚，景帝开明，文景二帝奉行黄老无为之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造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天下富庶，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渐强盛。
可盛世之下，危机依旧暗藏。
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七国诸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叛军声势浩大，一度逼近长安，景帝无奈之下，腰斩晁错，却依旧挡不住叛军的兵锋，最终只得派周亚夫率军平叛，历经三月，方才平定叛乱。
七国之乱，如同一记警钟，敲醒了大汉的统治者。
黄老无为之道，纵容了诸侯的骄横，放任了地方的割据，若再不加强中央集权，再不确立正统思想，大汉江山，终将分崩离析。
文景二帝虽依旧奉行黄老之学，却也开始重视儒学，文帝设立经学博士，景帝重用儒生晁错，儒学的曙光，终于穿透了黄老的阴霾，照进了大汉的朝堂。
董仲舒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丝变化。他知道，属于儒学的时代，即将到来。
他依旧在广川讲学，却不再闭门造车，而是密切关注着朝堂的动向，揣摩着帝王的心思，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体系。
帝王需要的，不是空谈仁义道德的儒生，而是能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谋士。
大汉需要的，不是零散的儒家学说，而是一套能统摄天下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完整理论。
于是，他在《公羊春秋》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大一统”的核心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认为，天下万物，皆应归于一统，政治上，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确保皇权至高无上；思想上，要摒弃诸子百家，独尊儒术，确保天下百姓思想统一，人心归向。
这一思想，正中大汉帝王的下怀。
文景之后，汉武帝刘彻登基。
这位少年天子，雄才大略，意气风发，自登基之日起，便不甘于守成，一心想要开创一番宏图伟业，想要让大汉江山，威震四海，光耀千秋。
黄老无为之道，早已不适合这个蒸蒸日上的王朝，他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能支撑他开疆拓土、治国安邦的思想，而董仲舒的“大一统”与“独尊儒术”，正是他苦苦寻觅的答案。
建元元年，汉武帝下诏，征召天下贤良方正之士，入朝对策，询问治国之道。消息传来，天下儒生振奋不已，纷纷奔赴长安，董仲舒也在其中。
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
半生蛰伏，半生治学，他从一个寒门少年，走到了大汉朝堂的门前，等待着一个能让他一展抱负的机会。
他收拾行囊，辞别弟子，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
前路漫漫，吉凶未卜，可他的心中，却没有丝毫畏惧，只有满腔的热血与期待。
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来了。
长安未央宫，金銮殿上，灯火通明，庄严肃穆。
汉武帝端坐龙椅之上，目光扫过阶下数百名贤良之士，年轻的脸上带着几分威严，几分期待。
他亲自主持策问，接连抛出三道关乎天下治乱、国家兴亡的大题：一是问“天命与情性”，二是问“王道之兴衰”，三是问“治乱之根本”。
数百名贤良之士，有的引经据典，有的空谈仁义，有的畏首畏尾，所言皆未能入汉武帝的法眼。
直到董仲舒呈上自己的三篇对策，汉武帝阅罢，顿时眼前一亮，拍案叫绝，当即下令，召董仲舒上殿，亲自问询。
这三篇对策，便是名垂青史的《天人三策》。
朝堂之上，董仲舒从容不迫，面对汉武帝的诘问，对答如流，字字珠玑，句句切中要害。
他以《公羊春秋》为根基，结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之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思想，为汉武帝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
其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祖，至高无上，天子乃是天的儿子，受命于天，统治天下，这便是“君权神授”。
天子的行为，必须顺应天意，若天子勤政爱民，施行仁政，则天降祥瑞，国泰民安；若天子荒淫无道，施行暴政，则天降灾异，以示惩戒。
这一思想，将皇权与神权绑定，既抬高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以天意约束了皇权，让帝王不敢肆意妄为。
其二，大一统，独尊儒术。
这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为大汉定下的立国之本。
他直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他认为，天下大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