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世蕃要是不死，早晚还会出来作恶，所以他必须让严世蕃死。他又找了些严世蕃的罪证，比如严世蕃在老家盖的房子，规格跟皇宫一样（僭越之罪），还说严世蕃想“谋反”——这可是嘉靖帝最忌讳的罪名。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嘉靖帝下旨，判严世蕃“斩立决”，还把严家抄家。抄家的时候，从严家搜出了几百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还有不少珠宝、古玩，这些财产加起来，比大明十年的国库收入还多。严世蕃被砍头那天，老百姓都跑到街上看热闹，还放鞭炮庆祝，说“严贼终于死了，大明有救了”。
严嵩得知严世蕃被砍头的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他回江西老家后，没人敢收留他，只能住在破庙里，靠捡垃圾为生。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严嵩在破庙里饿死了，死的时候身边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严嵩传》里说“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意思就是严嵩死的时候，住在别人的墓屋里，连棺材都没有，也没人来吊唁他。
严党的倒台，是嘉靖朝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清除了朝堂上的“毒瘤”，还让很多忠臣重新得到重用，比如徐阶当上了内阁首辅后，开始整顿吏治，减免赋税，大明的朝政总算有了点起色。可此时的嘉靖帝，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他天天吃丹药，丹药里含有大量的汞、铅等有毒物质，这些物质慢慢侵蚀了他的身体，让他变得越来越虚弱，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就在严党专权的时候，大明的东南沿海，正被“倭寇”搅得天翻地覆。这些倭寇，不是单纯的日本浪人，里面还有很多中国海盗，比如王直、徐海，他们跟日本浪人勾结在一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倭寇的起源，其实跟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明朝从朱元璋的时候就实行海禁，不让老百姓出海做生意，可东南沿海的老百姓，靠种地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偷偷出海，跟外国人做生意，这些人被称为“海商”。后来，明朝政府打击海商，一些海商就被逼成了海盗，再后来，他们又跟日本浪人勾结，形成了“倭寇”。
到了嘉靖朝，倭寇越来越猖獗。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倭寇攻破了浙江台州，杀了几千老百姓，还放火烧了整个台州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倭寇又攻破了江苏松江（今上海），抢走了几万两银子，还掳走了上千名妇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一小股倭寇（只有几十人）从浙江登陆，竟然一路打到了安徽南京，虽然没攻破南京城，但也杀了几千人，明朝的军队根本拦不住他们。
《明史》里形容当时的惨状：“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杀掠殆尽，村落为墟。”意思就是东南沿海几千里的地方，同时传来警报，老百姓被杀害、抢掠一空，村庄都变成了废墟。
嘉靖帝一开始也派兵剿倭，可效果不好。原因有三个：一是军队战斗力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没经过训练，看到倭寇就跑；二是将领互相推诿，谁都不想打仗，怕打输了被治罪；三是倭寇行踪不定，他们都是小船，速度快，打完就跑，明朝的大船根本追不上。
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被任命为浙直总督，全面主持东南抗倭事宜，这才让混乱的抗倭局面有了转机。
胡宗宪这个人，争议从来不小。他是严嵩的门生，早年靠着给严世蕃送礼才换来了晋升机会，身上贴着“严党”的标签，这也是后来他倒台的重要原因。但在抗倭这件事上，他却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魄力和智慧——他知道，对付倭寇不能只靠硬拼，得用“铁血手腕”加“灵活计谋”，既要打服倭寇，也要瓦解他们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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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第一天，胡宗宪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军纪，把那些贪生怕死、克扣军饷的将领全部革职，甚至直接砍了几个带头逃跑的千户，震慑全军；二是广招人才，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有抗倭的本事，他都敢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戚继光（此时尚为参将，未独当一面）等人被他纳入麾下，成了抗倭的核心力量。
俞大猷是个典型的“武痴”，这辈子就两件事：研究兵法、打仗。他出身武将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学武艺、读兵书，二十岁考中武举，后来在边关打了十几年仗，对付蒙古人很有一套。可到了东南沿海，他才发现，打水战跟打陆战完全不一样——倭寇的小船灵活，擅长近战，而明朝的大船虽然火力强，却不够灵活，经常被倭寇绕到后面偷袭。
为了对付倭寇的小船，俞大猷花了三个月时间，专门研究水战战术。他发现倭寇的小船虽然快，但不耐撞，而且船上没有火炮，只能靠士兵跳帮近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明朝的大船改成“福船”，这种船船体大、吃水深，还在船两侧装了几十门火炮，既能远程轰击倭寇的小船，又不怕被撞。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倭寇首领徐海率两万多人，乘坐几百艘小船，围攻浙江嘉兴。胡宗宪让俞大猷率领福船队，在嘉兴附近的王江泾设伏。等倭寇的小船进入伏击圈后，俞大猷一声令下，福船上的火炮同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