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娃多大了？上学了吗？”
王伦问。
“八岁了，虚岁九岁。”
刘大爷看向炕上的孙子，眼神软下来，“上学？上不起。
村里小学是不要钱，可书本费、杂费，加起来也得一块大洋。俺哪有钱？”
“那…狗娃平时干什么？”
“能干啥？捡柴，挖野菜，有时候去地主家打短工，一天管顿饭，给几个铜板。”刘大爷顿了顿，声音低下去，“这孩子命苦，爹娘都没了，跟着俺这老不死的，吃了上顿没下顿…”
屋里一阵沉默。
只有苏清墨钢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和狗娃在炕上翻身的声音。
临走时，林怀安把身上带的几块糖塞给狗娃。
狗娃看看糖，又看看爷爷，不敢接。
刘大爷点点头，他才怯生生地接过，紧紧攥在手心。
“谢谢…谢谢少爷小姐。”
刘大爷送他们到门口，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
“大爷，我们不是什么少爷小姐。”
林怀安认真地说，“我们就是学生，来学习的。”
“学生好，学生好…”
刘大爷喃喃道，眼里有泪光闪动。
走出院子，三人都没说话。
阳光很好，照在土墙上，照在路边的野草上，但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
“一亩地租子一石二斗，”
苏清墨先开口，声音发紧，“按市价，一石粮大概两块大洋。刘大爷租三亩，光租子就要七块二。
他两亩自耕地，年景好，一亩能打一石半，两亩三石，也就六块钱。
收支相抵，还倒贴一块二。这还不算赋税…”
她说不下去了，手指紧紧攥着钢笔。
“而且年景不可能年年好。”
王伦接过话头，声音低沉，“西山这带，十年里得有三年旱，两年涝。
年景不好，一亩地能打一石就不错了。
那时候，别说交租，自己吃都不够。”
“那不够吃怎么办？”
林怀安问。
“借。”
王伦说了一个字，很重，“找地主借，找粮行借，找亲戚借。
借一斗，秋后还一斗半，这叫‘驴打滚’。
还不起，就拿地抵，拿房子抵，拿人抵…”
“拿人抵？”
“给人当长工，当丫头，当…”
王伦没再说下去，但林怀安和苏清墨都懂了。
三人继续往前走，但脚步都沉重了许多。
课本上写的“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原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刘大爷脸上的皱纹，是狗娃怯生生的眼睛，是那间空空如也的土坯房。
接下来走访的几户，情况大同小异。
有赵寡妇，丈夫去年得痨病死了，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四岁。
她一个人种着三亩薄田，交完租子，剩下的粮不够吃半年。
现在靠给村里人缝补洗衣，勉强糊口。
“三个娃，都没上学。”
赵寡妇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不想让他们上，是上不起。
大丫十岁了，该裹脚了，可裹脚布都买不起…”
苏清墨默默记下，在“裹脚”两个字下面划了两道横线。
有孙老栓，六十多了，儿子被抓了壮丁，三年没音信。
老两口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种着四亩地。
去年大旱，粮食歉收，欠了地主三石粮的债，今年秋后要还四石五。
“还不上了，”
孙老栓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模糊不清，“还不上了，就把地抵给李老爷。
可地没了，俺们吃啥？喝西北风？”
“那您儿子…”
林怀安忍不住问。
“死了吧，许是死了。”
孙老栓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头发冷，“死了也好，死了就不受这罪了。”
有周铁匠，是村里少有的手艺人。
可如今兵荒马乱，谁还打农具？
生意冷清，一个月接不了两单活。
儿子在城里拉黄包车，挣的钱刚够自己糊口，帮不上家里。
“俺这手艺，传了三代，到俺这儿，怕是要绝了。”
周铁匠摸着那柄用了二十年的大锤，眼神空洞。
一圈走下来，已经是中午。
三人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歇脚，王伦拿出早上带的窝头，三人就着凉水分着吃了。
“上午走了八户，”
林怀安算了算，“情况都差不多。
要么地少，要么地薄，要么欠债。
能吃饱饭的，一家都没有。”
“而且孩子基本都不上学。”
苏清墨翻着笔记本，“八户，适龄孩子十一个，上学的只有一个，还是女孩，只上了一年就辍学了。
理由都一样：没钱。”
“不是村里有免费小学吗？”
林怀安问王伦。
“是免费，但书本费、杂费加起来，一年也得一块多大洋。”
王伦苦笑，“就这一块多，很多人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