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是暴风雨过后的、令人窒息的死寂，夹杂着暗流汹涌的等待。
张艳红没有再回那家廉价的旅馆。她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按日计费、条件稍好一些的短租公寓，每天大部分时间守在病房。她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地执行着“女儿”的职责：喂水喂药，擦拭身体，盯着监护仪的数据，轻声与前来查房的医生沟通，去缴费处续缴不断减少的预存款。她做得细致、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近乎专业的疏离，仿佛床上躺着的，只是一个需要她负责的病患，而非那个曾将她置于亲情与道德烈火上炙烤的父亲。
母亲孙玉琴也留在了医院，但她们之间几乎不再说话。偶尔目光相撞，也会迅速避开。母亲看她的眼神，是怨毒的，是畏惧的，也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麻木的茫然。她不再哭闹，不再哀求，只是机械地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然后大部分时间，就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或者盯着沉睡的丈夫，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
哥哥张耀祖在第二天上午露了一次面，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身上带着更重的烟味和一股穷途末路的颓丧气息。他没进病房，只是站在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对上张艳红冰冷审视的目光，便像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视线，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出现。他既没有拿出那“十二万”，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法，只是用这种持续性的、可耻的消失，来应对妹妹的最后通牒。
张艳红对此并不意外，甚至感到一丝冰冷的了然。这就是她的哥哥，她血脉相连的兄长。在责任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擅长隐身和逃避的懦夫。她的“三天期限”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但持刀人和可能被刀落下波及的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也许是父亲的病情出现反复，也许是张艳红最终“心软”，也许是某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而父亲张志强，大部分时间在昏睡。麻药的效力过去后，伤口的疼痛和心脏的不适让他极为难受，精神萎靡。醒着的时候，他也极少说话，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沉默地看着天花板，看着点滴瓶里一滴滴落下的液体，或者，长久地、复杂地看着守在他床边的女儿。
那目光，让张艳红感到一种比争吵和指责更沉重的压力。那里有痛苦，有依赖，有愧疚，有一种深重的、难以言说的悲哀，还有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他不再问起儿子，不再提治疗费用，对于妻子和女儿之间冰冷的沉默，他也视若无睹。他只是沉默地承受着病痛，沉默地接受着女儿的照料，仿佛一个已经对命运缴械投降的囚徒。
这种沉默，在张艳红心里激起惊涛骇浪。她宁愿父亲像母亲一样骂她，像哥哥一样威胁她，那样至少证明他还有力气，还有情绪。可这死水般的沉默，仿佛在无声地宣告：这个家，已经死了。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作为这个家庭的中心，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努力和期望。
第三天，是张艳红给出的最后期限的傍晚。
夕阳的余晖透过病房窗户，给惨白的墙壁涂上了一层暗淡的、毫无暖意的金红色。父亲下午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喝了小半碗张艳红从医院食堂打来的、炖得稀烂的米粥。此刻，他半靠在摇起的病床上，目光投向窗外那片逐渐黯淡的天空，侧脸在光影中显得格外瘦削苍老，沟壑纵横。
张艳红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正用小刀慢慢地、仔细地削皮。长长的、均匀的苹果皮一圈圈垂落下来，是她这些天练就的、为数不多的能让自己集中注意力、暂时忘却烦忧的小技能。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刀子划过果肉的细微声响，和母亲在角落里整理东西发出的、刻意放轻的窸窣声。
苹果削好了，露出晶莹的果肉。张艳红将苹果切成小块，放在一个小瓷碗里，插上牙签，递到父亲面前。“爸，吃点苹果。”
张志强缓缓转过头，目光从窗外移到女儿脸上，又落到那碗切得整整齐齐的苹果块上。他没有立刻去接，只是看着，看了很久。久到张艳红举着碗的手臂都有些发酸，久到母亲在角落里的动作也停了下来，病房里静得能听到三人细微的呼吸声。
然后，张志强极其缓慢地、艰难地抬起那只没有打点滴的手。那只手枯瘦，布满了褐色的老年斑，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他没有去接碗，也没有去拿牙签，而是颤抖着，一点点向上，伸向了女儿的脸。
张艳红身体一僵，握着碗的手指下意识地收紧。父亲想做什么？打她？像小时候那样？不，以他现在的力气，根本不可能。那他要……
那只颤抖的、冰凉的手，最终只是极其轻微地、近乎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她的脸颊。动作很轻，像一片即将凋零的落叶拂过。指尖的凉意，透过皮肤，一直渗到张艳红的心里。
她僵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看着父亲。父亲也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翻涌、挣扎，最终，化作了眼角两行浑浊的、顺着深刻皱纹蜿蜒而下的泪水。
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那样无声地流着泪，看着她。那泪水，仿佛不是水，而是融化了的、沉淀了太多岁月、痛苦和愧疚的铅块，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