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卫生院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老旧墙体霉味，以及一种属于乡镇医疗机构特有的、混杂着焦虑和麻木的气息。时间已是深夜，白炽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光线惨白，照着墙壁上斑驳的绿漆和“静”字标识。长椅上零星坐着几个面容疲惫的家属，或发呆，或低声交谈。
张艳红靠墙站着，距离抢救室那扇紧闭的门不远不近。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三个小时，双腿麻木得像不是自己的，胃部的隐痛因为长时间未进食和高度紧张，已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钝痛，但她毫无食欲，甚至感觉不到饥饿，只有一种冰冷的、悬在半空的虚脱感。
母亲孙玉琴被送进抢救室已经快四个小时了。韩丽梅在挂断与父亲的通话后，迅速联系了市里一位相熟的医疗界朋友，对方又辗转联系到县医院一位有农药中毒处理经验的医生，提供了远程指导。镇卫生院条件有限，洗胃、导泄、吸附剂灌入……一系列基础处理在慌乱中进行。父亲张志强在电话里听从韩丽梅指令时的那点“配合”，在见到妻子被插管、洗胃的真实惨状后，彻底崩塌，只剩下一个劲地哭嚎、咒骂，以及不断拨打张艳红的电话，催促、威胁、哀求，语无伦次，核心诉求依旧是“打钱”。
张艳红在最初的恐慌和无措后，强迫自己按照韩丽梅的提示，将注意力集中在“救人”上。她不再接听父亲那些情绪崩溃的电话，只是每隔半小时，主动打给父亲一次，冷静地询问母亲的最新情况、医生的说法、下一步是否需要转院，以及——最重要的——医药费是否够用。她将手头仅有的、准备交下季度房租的一万多元，转了过去，明确说明是“给妈治病的钱，专款专用”。
奇怪的是，当她不再被父亲的情绪裹挟，不再陷入“是我害了妈妈”的自责漩涡，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智来处理这件事时，父亲那边的歇斯底里，反而渐渐平复了一些。尤其是在得知她已经转了钱，并且承诺会负责后续必要的治疗费用后，父亲的咒骂少了，虽然依旧充满怨气和“都怪你”的指责，但至少，没有再提“立刻给张耀祖打十万”的事。
抢救室的门终于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面容疲惫的医生走出来，摘掉口罩。张志强立刻扑了上去，张艳红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手指紧紧抠进了掌心。
“病人送来得还算及时，洗胃也彻底，目前看，摄入量可能不大，或者吐得比较多，生命体征暂时稳定了。”医生的话，让张志强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老泪纵横。张艳红也猛地松了一口气，一直紧绷的那根弦骤然松开，眼前阵阵发黑，几乎站立不住。
“但是，”医生话锋一转，语气严肃，“百草枯的毒性你们可能不了解，它对肺部的损伤是迟发性和进行性的，很危险。我们这里条件有限，没有血液净化的设备，也缺乏针对性的解毒剂。必须立刻转院，去市里，或者至少是县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一刻都不能耽误！我们已经联系了县医院的救护车，马上就到。”
转院。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以及更漫长的不确定性。但人救回来了，暂时。这个认知，像一根救命稻草，让张艳红几乎停止运作的大脑，重新开始了缓慢的转动。
母亲被推出来，送上县医院来的救护车时，脸色灰败，闭着眼睛，身上连着监护仪器，但胸膛确实在微微起伏。父亲跟着上了车，车门关上前的最后一刻，他回过头，深深地看了张艳红一眼。那眼神极其复杂，有心痛，有后怕，有怨怼，还有一丝……张艳红不敢深究的、近乎心虚的闪躲。他没有再提钱，也没有再说任何话，只是那一眼，让张艳红的心，沉了沉。
救护车鸣笛远去，消失在乡镇寂静的夜色里。张艳红独自站在卫生院门口，晚风吹来，带着深秋的寒意，穿透她单薄的西装外套。她这才感觉到，自己全身早已被冷汗浸透，冰冷粘腻。
手机震动，是韩丽梅发来的信息，只有简单一句“人怎么样？”
张艳红手指僵硬地回复“暂时稳定，转县医院了。谢谢韩总。”
韩丽梅没有再回复。但张艳红知道，她此刻的冷静，甚至能在此刻发出这条道谢的信息，都得益于韩丽梅在电话里那番冷酷到近乎残忍的剖析，和她提供的实际帮助。
母亲真的喝了农药，这是事实。但喝的时机，剂量，以及父亲后续的反应……韩丽梅的质疑，像一颗毒刺，深深扎进了她的心里。她不敢去想那个可能性，那个一旦深想就会让她对亲情、对人性彻底绝望的可能性。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在心底最阴暗的角落，悄然生长。
接下来的几天，对张艳红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凌迟。她强撑着处理工作，康悦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她不敢有丝毫松懈。每月固定的扣款短信如期而至，提醒着她背负的债务。而母亲那边，情况反反复复。县医院诊断明确，百草枯中毒，肺部已出现纤维化迹象，病情危重，但并非完全不可逆，需要昂贵的血浆置换和综合治疗，且预后不确定。医药费如流水般花出去，父亲每天都会打来电话，语气从最初的恐慌怨怼，渐渐变成了疲惫的絮叨和小心翼翼的试探，中心思想依旧是“钱不够”、“你哥那边更难了”、“你妈醒的时候还在念叨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