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了一整夜的海洋风暴，终于在黎明时分耗尽了力气。
海面不再沸腾，但涌浪依旧，仿佛巨兽喘息后尚未平复的胸膛。浑浊的海水裹挟着被撕碎的浮木和海草，拍打着礁石和船舷。
这场自北向南横扫的风暴，为对峙的双方舰队划下了一道短暂而公平的休止符。然而，当天空放亮，距离的劣势便开始显现。
安达曼群岛避风湾内，联合舰队比棉兰港的特区海军整整早了四个小时起锚。天色刚蒙蒙亮，各舰便升起了满帆，在旗舰“维多利亚女王号”的引导下，缓缓驶离锚地，向着东南方向进发。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二百二十海里外的格摩尔达岛。
对于这支由风帆驱动的庞大舰队而言，这并非一段轻松的航程。即便以理论最大航速八节计算，也需要超过二十八个小时的连续航行。而这仅仅是理论；风向的变幻、海流的干扰、舰队协同的迟滞，以及夜晚不得不减速甚至停船的惯例，都让实际用时充满了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经过风暴的折磨和半个月的远航，舰队上下从将军到水手，都已疲惫不堪。他们急需一个安全的锚地、一处能获取淡水的港湾，让紧绷的神经稍作松弛，让发臭的身体得到清洗。
格摩尔达岛，那个在地图上拥有宽阔海湾的岛屿，便承载了所有关于休整与补给的幻想。
几乎在同一时刻，四百多海里之外的棉兰军港，特区舰队也已完成了出发准备，天气情况一好转，六艘钢铁战舰：“镇远”、“镇海”两艘驱逐舰，以及四艘990型护卫舰的烟囱喷出青烟。柴油机动力推动着螺旋桨，在海面上划开稳定的白色航迹。
他们的航速远非风帆战舰可比。驱逐舰最高可达二十一节，护卫舰也能达到十八节。为了保持队形，舰队以十五节的均速向西北方向破浪前行。即便如此，抵达四百海里外的格摩尔达岛，也仅需二十六七个小时。
一场关于时间的竞赛，在无形的海图上悄然展开。
第三天的早晨，联合舰队从加格纳岛锚地出发，距离格摩尔达岛不到七十海里。若一帆风顺，大约十个小时即可抵达。这意味着，岛上仅有一个营兵力的守军，很可能需要独立面对整个联合舰队长达两小时的先期压力。
在没有卫星、没有雷达的时代，敌人舰队的确切位置如同迷雾。但周凯站在“镇远”号的舰桥上，根据风暴后的海况、风向，以及敌人可能的急躁心态，做出了最接近事实的推演。
一份预警电报，从高速航行的旗舰上发出，穿过无形的电波，瞬间抵达格摩尔达岛前哨指挥部。
陈振华的回电简短、坚决，带着扑面而来的血气：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一营全体指战员】
1843年6月1日，下午五点。
按照特区管委会颁布的新历法，这一天是“国际儿童节”。
在特区、海南、巨港、邦加岛、兰芳共和国……凡是有发电厂、通了无线、有线广播的地方，悬挂在街头巷尾、学校工厂的喇叭里，和电子管收音机；正流淌着优美欢快的旋律：《让我们荡起双桨》。孩子们跟着哼唱，大人们脸上也带着节日的轻松。
突然，音乐戛然而止。
一个清晰、沉稳的女声，通过覆盖整个特区势力范围的广播网络，传入了每一个正在聆听的耳朵：
“特区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6月1日下午五点整。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短暂的停顿，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就在刚才，就在特区儿童欢度节日的时刻，以英国、荷兰为首的多国联合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北口，公然向我方控制的格摩尔达岛守军发起炮击。这是**裸的侵略行径，是对特区主权与和平的严重挑衅！”
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
“我特区驻巨港海军司令部已发布命令：我军将坚决予以反击，誓将一切来犯之敌，消灭于大海之中！用事实告诉那些殖民者：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
广播重复了三遍。
短暂的死寂之后，是骤然爆发的浪潮。
香江的街头，游行的队伍瞬间汇聚，工人们放下工具，学生们冲出校门，市民们涌上大道。“保卫特区！”“支援南洋！”“打倒殖民强盗！”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他们挥舞着临时写就的标语，向着市政厅、向着码头方向行进，要为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子弟兵呐喊助威。
海南文昌农场，刚刚结束田间劳作的移民们围在广播喇叭下，沉默地听着。许多人攥紧了拳头，他们想起不久前清军压境的紧张，更明白此刻南洋同胞正在经历什么。不需要动员，各农会、工会的负责人已经开始组织募捐和声援活动。
巨港市内，广播声与穆西河的波涛声混在一起。码头上正在装卸物资的工人直起腰，望向北方的海面，眼神复杂。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有新生的希望，也有迫近的炮火。
兰芳共和国的古晋，谢铭铨大统制关闭了办公室里的收音机，走到窗前，望着南边荷兰人控制的方向，目光深邃。他拿起笔，开始起草一份发给特区并表示无条件支持的正式电文。
这场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