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破祖制，是为大明续命，为万民谋福。
你提恢复丞相制，是为一己之私，为党争添乱！
两者能相提并论吗？”
一句话，怼得朱国祚哑口无言，脸颊涨得通红，却再也不敢多言。
朱由校看着他窘迫的模样，心中已有决断。
朱国祚的怨气可以理解，但恢复丞相制绝无可能。
朱由校压下对朱国祚的不满，伸手拿起下一卷社论。
正是首辅方从哲所写。
他目光落在“户籍与赋役制度”几个字上，紧锁的眉头缓缓舒展，心中暗忖：
老方终究是识时务的。
展开社论细读，方从哲的笔触沉稳扎实，句句直指要害。
他开篇便详述太祖高皇帝时期的制度精髓：
黄册为纲，记录全国人口、户类（军户、民户、匠户），世袭固定，十年一修，确保“人丁不失、赋税不逃”，如同一张严密的网，将天下生民牢牢纳入统治体系。
鱼鳞图册为目，详记土地位置、面积、权属，田亩清淅，税赋有据，是农业税征收的根基。
而赋役制度则以“实物税与摇役”为内核，农民交粮食、纳布匹，定期服劳役，完美适配明初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格局。
方从哲直言，这套制度在明初百废待兴之时，堪称治国良策。
它让财政收支清淅可控，税源稳定充盈，为“休养生息”国策筑牢了根基，才有了洪武、永乐年间的盛世气象。
可笔锋一转，方从哲便揭露了如今制度的崩坏之状。
只是到了天启年间。
黄册、鱼鳞图册早已沦为“摆设”。
官员懒政怠惰，加之地主豪强勾结官僚，相互包庇，隐瞒土地、虚报人口成了常态。
天启年间沿用的黄册，竟是百年未曾正经更新的“古董”，册上姓名多是早已亡故之人，田地权属更是混乱不堪，“在册人口不及实际半数，在册土地不及兼并后半数”，税源大量流失，国家财政形同虚设。
另外，世袭户籍名存实亡。
官营手工业效率低下，匠户们受够了苛政压榨，纷纷逃亡江南，投身民营作坊，靠着手艺赚取温饱，昔日的匠户制度名存实亡。
军户更是凄惨，军田被兼并，军饷被克扣，士兵们食不果腹，逃亡者十之八九，卫所制度早已糜烂。
而陕北、河南等地，天灾频发，苛政猛于虎，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四处迁徙，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还有，赋税不均到了极致。
宗室、勋戚、官僚占田无数，却凭借特权“免税免役”，将沉重的赋税全压在贫苦农民身上。
于是便有了“富者田连阡陌而不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重赋”的荒诞景象，一边是权贵们醉生梦死，一边是百姓们民不聊生，财政崩溃与民怨沸腾，已成积重难返之势。
文末，方从哲给出了一针见血的结论：
太祖高皇帝时期的户籍赋役制度，创建在“人口不流动、土地不兼并、小农经济主导”的基础之上，适配彼时的社会形态。
可如今，江南纺织业兴起，盐商、票号林立，商品经济已然萌芽，人口流动加剧，土地兼并更是不可逆的趋势。
“固定户籍和实物税”的旧制度，既无法适应经济形态的变化，又导致了财政崩溃与社会矛盾激化，不改不行，不改则大明危矣！
“好！说得好！”
朱由校看完，忍不住抚掌赞叹，紧锁的眉头彻底舒展开来，眼中闪过赞许之色。
“首辅眼光独到，一语中的！这户籍与赋役制度，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方从哲闻言，连忙起身躬身行礼，姿态愈发谦卑：“陛下谬赞，臣不敢居功。
这些不过是臣观察时政所得的愚钝之见，能得陛下认可，已是臣的万幸。”
他心中清楚，自己与朱国祚不同，朱国祚尚有资本心存怨怼，而他早已是帝王手中的傀儡，唯有矜矜业业、谨小慎微，方能保全自身。
方才朱国祚的下场便是前车之鉴，他万万不敢触怒龙颜。
可低头的瞬间，方从哲的手心还是微微出汗，目光中闪过一丝隐忧。
这篇社论看似迎合圣意，实则捅了马蜂窝。
宗室、勋戚、官僚集团，哪一个不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社论一旦刊发，便意味着要动这些人的奶酪，他这个首辅，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无数人记恨，少不了口诛笔伐，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朱由校何等精明，早已看穿了他的顾虑，语气缓和了些许：“首辅不必过谦，也不必担忧。
改革之路，本就荆棘丛生，朕知你委屈，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亿万生民，这副担子，还得你多担待些。”
“臣————臣遵旨。”
方从哲深深叩首，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
帝王的话既是安抚，也是命令，他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朱由校放下方从哲的社论，目光转向其馀卷宗，最终停在孙如游的文稿上。
孙如游社论的标题为“论明初卫所制与今时军事之弊”，直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