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原城外的校场上，旌旗猎猎，马蹄踏尘。
刘兴祚深知，蒙古各部积怨已久，若不彻底打破部落壁垒，这支万人铁骑到了朝鲜战场，难免会出现保存实力、畏战怯战之态，甚至可能上演友军被围而坐视不理的惨剧。
为将其锻造成一支令行禁止、协同作战的利刃，整编工作以雷霆之势迅速展开。
此次整编的内核，便是“分权制衡、混合编组”，彻底瓦解部落本位思想。
刘兴祚早已奏请朝廷，任命辽东总兵贺世贤为这支蒙古铁骑的总指挥，总揽作战调度之权，确保军令统一。
万人骑兵被划分为5个游击营，每营两千人，营级配置层层相扣。
主将由大明游击将军担任，皆是久经沙场、战功赫赫之辈，手握绝对兵权，负责战术部署与部队指挥。
副将选用蒙古部落的台吉或宰桑，仅赋予安抚部众、传递号令之责，无任何调兵权限，既照顾了蒙古部落的颜面，又杜绝了部落首领拥兵自重。
监军由锦衣卫或清正文官出任，专司军纪督查与忠诚度核查，直接对总兵官与兵部负责，有权当场处置违纪将士，形成强力震慑。
另设两名汉蒙双语通事作为连络官，扫清语言障碍，确保军令精准传达至每一名士卒。
上层架构定立后，下层编制的打散更是釜底抽薪。
每营下设4个哨，每哨500人。
每哨再分10个队，每队50人。
刘兴祚严令，每一队必须均衡吸纳察哈尔、科尔沁、内喀尔喀三部士兵，比例严格把控。
如察哈尔15人、科尔沁15人、内喀尔喀20人，严禁同部落士兵集中编组。
这般配置，让各部士卒低头不见抬头见，既无法私下勾结，又不得不协同训练，潜移默化中打破部落隔阂。
军官任命同样暗藏制衡之道。
队长清一色由大明边军军校出身者担任，需通过严苛的骑射考核，且需通晓基础蒙古语，确保能有效指挥。
副队长则选拔蒙古部落中的勇武者出任，既尊重了蒙古士卒的战斗力，又能借助其威望协调内部矛盾。
宿营规则更是彻底颠复旧习，不同部落的士兵必须同帐而居、同食同训，甚至连训练搭档都需交叉搭配，从生活到训练，全方位瓦解“部落聚居”的固有壁垒。
为最大化发挥战斗力，刘兴祚还根据蒙古骑兵的优势与战场须求，对各营进行了兵种细化配置。
轻骑奔袭队1000人。
以蒙古骑兵为绝对主力，保留其弓马娴熟、来去如风的优势，专门负责战场侦察、迂回包抄与追击残敌；
重装突骑队500人，由大明提供精良札甲与马槊，强化正面冲阵能力，专门应对朝鲜叛军的步阵与防御工事，弥补蒙古骑兵攻坚不足的短板。
火器协同队300人，由100名大明火器兵与200名蒙古骑兵组成，火器兵负责教授蒙古士兵使用鸟统、佛郎机，战场之上负责远程破敌、掩护冲锋，将大明的火器优势与蒙古骑兵的机动性相结合；
辅兵队200人，由蒙古老弱士兵与大明民夫组成，专门负责马匹养护、粮草运输与营地守卫，让作战部队能轻装上阵，无后顾之忧。
这般彻底的整编方案，无异于剥夺了明安、贵英恰、巴噶巴图尔三人对本部士卒的直接掌控权。
三人得知详情后，脸色皆阴沉如水，心中满是不甘与抵触。
自家精心培养的精锐，如今却要被拆分重组，听任大明将领指挥，这让他们倍感屈辱。
但他们深知，开原城外明军数组森严，刘兴祚的铁腕与大明的强势容不得半分反抗，稍有异动，便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最终，三人只能压下心中的不满，悻悻领命。
接下来的几日，开原城外的校场上，号角声、呐喊声、马蹄声不绝于耳。
刘兴祚亲自坐镇督训，贺世贤率领大明将领严格执行整编方案。
部落界限被彻底打破，不同部落的士卒在队长的呵斥下练习协同冲锋，在火器兵的指导下笨拙地操作鸟统，在同帐而居的磨合中渐渐放下戒备。
起初的抵触与隔阂，在严格的军纪与反复的训练中逐渐消融，一支融合了蒙古骑兵机动性与大明军制规范性的混合部队，正逐步成型。
当然。
十日整编虽奠定了军制基础，却远不足以让这支混合部队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刘兴祚与贺世贤心中皆知，要让蒙古骑兵与明军彻底磨合，熟练掌握协同战术、火器操作，至少需要一月的系统训练。
可朝鲜战局瞬息万变，朝廷催促进军的诏令接连而至，他们早已没有从容备战的时间。
“只能边走边练了。”
贺世贤望着校场上仍在笨拙练习火器的蒙古骑兵，沉声下令。
“全军拔营，向朝鲜义州开进！”
天启三年十月初，两万大军浩荡出发。
明军一万精锐与蒙古铁骑一万，沿着辽东沿海的卫所路线缓缓推进。
从辽阳卫出发，经鞍山驿、海州卫，再到盖州卫、复州卫、金州卫，而后折向西南，过岫岩堡、凤凰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