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南京，秋雨绵绵。
周晓梅抱着厚重的解剖学教材，快步穿过医学院灰蒙蒙的走廊。傍晚六点，解剖实验楼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她今天留下来复习，准备下周的解剖考试，不知不觉就过了晚饭时间。
啪嗒、啪嗒，她的塑料凉鞋踩在潮湿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走廊尽头的女厕所亮着昏黄的灯光，那是整层楼唯一还亮着灯的地方。
周晓梅推门进去，厕所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霉味混合的古怪气味。三个隔间的门半开着，最里面那个隔间的门却紧紧关闭。她没多想，走到洗手台前拧开水龙头。
哗——水流突然变得极大，溅了她一身。周晓梅慌忙去关，却发现水龙头自己转动起来，时开时关，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
什么破水管她嘟囔着，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就在这时，她听到身后传来一声。
中间隔间的门缓缓晃动着，像是被风吹动。可厕所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
周晓梅的脊背一阵发凉。她想起同学们私下传的闲话——这栋建于三十年代的老楼，二楼女厕所不干净。据说文革前就有女生在那里见过，后来学校干脆把那间厕所封了几年。直到去年校舍紧张，才重新开放使用。
都是迷信。周晓梅对自己说，但心跳却不受控制地加快了。她转身想离开，却听到最里面那个隔间传来的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周晓梅慢慢走向那个隔间，伸手推了推门——锁着的。
有人吗？她轻声问道。
没有回应。
周晓梅蹲下身，从门缝往里看。借着厕所昏暗的灯光，她看到一双红色的绣花鞋，整齐地摆在马桶前。鞋面上绣着精致的牡丹，鞋尖朝外，仿佛有人正对着门坐在马桶上。
更诡异的是，地板上有一滩暗红色的液体，正从门缝下缓缓渗出，向她的方向蔓延
周晓梅猛地后退，撞到了身后的洗手台。她惊恐地盯着那液体，直到看清——那不是血，而是铁锈色的水，带着刺鼻的腥味。
肯定是水管又漏了。她安慰自己，声音却抖得厉害。
就在这时，隔间里传来一声女人的叹息，轻得几乎听不见，却让周晓梅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她转身就跑，却在门口撞上了一个人。
她尖叫出声。
晓梅？怎么了？是同班的张建军，他手里拿着一叠资料，一脸困惑地看着她。
那、那里面周晓梅指着最里面的隔间，语无伦次，有人不，有东西
张建军皱起眉头，大步走向那个隔间。他用力推了推门，还是锁着的。然后他蹲下身，从门缝往里看。
什么也没有啊。他站起来，困惑地说，你是不是太累了？这阵子复习太拼命了吧。
周晓梅不敢相信，她再次蹲下去看——绣花鞋不见了，地上的液体也无影无踪，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我明明看到了她喃喃自语。
张建军拍了拍她的肩膀：走吧，天都黑了。我送你回宿舍。
两人离开后，厕所最里面的隔间门无声地开了一条缝，一只苍白的手从黑暗中伸出，又迅速缩了回去
第二天清晨，周晓梅又来到了那间厕所。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昨晚的恐怖气氛荡然无存。她径直走向最里面的隔间，这次门一推就开了。
隔间里空空如也，只有马桶和水箱。周晓梅仔细检查了地面和墙壁，没有任何异常。就在她准备离开时，眼角瞥见马桶后面的墙角有什么东西在反光。
她弯腰捡起来——是一枚铜发簪，做工精致，簪头是一朵小小的梅花。这种款式，明显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了。
奇怪周晓梅把发簪放进口袋，决定去图书馆查查这栋楼的历史。
图书馆的老档案室里灰尘扑鼻。周晓梅翻遍了医学院的历史记录，终于在一本发黄的旧相册里找到了线索。照片拍摄于1937年，正是南京沦陷前夕。照片上，这栋楼门口挂着南京市立医院的牌子，而非现在的医学院实验楼。
更令她震惊的是相册下一页的照片——同一栋楼，门口却换上了日文的牌子，穿白大褂的日本军人站在门口，神情冷漠。照片角落的日期显示是1937年12月。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
周晓梅的手开始发抖。她继续翻阅，在一本1970年编写的校史中看到一段被涂黑的文字，只有几个字还能辨认：日军占用地下室实验妇女
找什么呢？这么认真。张建军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周晓梅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她把自己发现的东西给张建军看，包括那枚铜发簪。
我查过了，这栋楼在抗战期间被日军占用过，周晓梅低声说，他们可能在这里做过人体实验。
张建军的脸色变得严肃：我爷爷说过，当年南京城里几乎每家大医院都被日军占用了。他们以医疗为名，实际上他没说下去。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张建军突然说：我认识学校退休的老校工马伯，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