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于笔墨之中，着书立说，完善自己的儒学体系；他广收弟子，讲学授徒，将自己的思想传承下去，为大汉培养了大批精通儒术的人才。
他的着作，多达百余篇，其中最着名的，便是《春秋繁露》。
这部着作，以《公羊春秋》为核心，融合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大一统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董仲舒的儒学体系，是中国儒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核心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这一思想，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伦理道德准则，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三纲五常”，看似严苛，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纲”确立了社会的等级秩序，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保障了家庭的稳定和谐；“五常”则确立了个人的道德准则，规范了百姓的言行举止，让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这一思想，既契合了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又传承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除了《春秋繁露》，董仲舒还着有《举贤良对策》《春秋决狱》等着作。
《春秋决狱》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审理案件，定罪量刑，将儒家的道德准则与法律相结合，开创了“礼法合一”的先河，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讲学授徒，弟子遍布天下，其中不乏日后成为大汉重臣的人才，如公孙弘、主父偃等人，皆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这些弟子，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带入朝堂，践行于治国理政之中，推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终实现，让儒学真正成为了大汉的正统思想，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主流思想。
归乡之后的董仲舒，虽隐居不出，却依旧心系天下，关注着朝堂的动向，关注着大汉的兴衰。
他听闻汉武帝推行儒术，设立太学，选拔贤能，开疆拓土，威震四海，心中甚是欣慰；他听闻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巫蛊之祸，太子蒙冤，心中又甚是悲痛。他曾多次上书汉武帝，劝谏他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停止征战，休养生息，可此时的汉武帝，已然晚年昏聩，未能采纳他的建议。
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反省自己的过错，停止征战，休养生息，重拾仁政，大汉江山才得以转危为安。
董仲舒听闻此事，泪流满面，他知道，汉武帝终究还是醒悟了，他毕生追求的儒术治国，终究还是在大汉得以实现。
汉武帝太初元年，董仲舒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七十九岁。
他离世之时，广川故里，万人相送，弟子们披麻戴孝，痛哭流涕，百姓们焚香祈福，感念他的恩德。
汉武帝听闻董仲舒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下令厚葬董仲舒，追封他为“江都易王相”，以示哀悼。
董仲舒离世后，他的思想，被汉武帝全面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了大汉的基本国策，儒学正式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历经汉、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从未动摇。
他的“大一统”思想，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让华夏大地，历经数次战乱，却始终能走向统一，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凝聚力；他的“独尊儒术”，统一了天下思想，教化了万民百姓，让儒家的仁义道德，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核，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性格；他的“三纲五常”，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德主刑辅”，开创了礼法合一的治国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一个礼仪之邦，一个法治之国。
董仲舒的思想，对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汉家儒宗”，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继孔子、孟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大师。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与局限。
他的“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虽约束了皇权，却也神化了皇权，让皇权变得至高无上，不可撼动，为后世的君主专制埋下了隐患；他的“三纲五常”，虽维护了社会秩序，却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性的解放，成为了后世封建礼教压迫百姓的工具；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统一了思想，却也扼杀了学术的自由，让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衰落，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多元化发展。
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董仲舒的思想，有精华，也有糟粕；有进步，也有局限。可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更不能因为他思想中的糟粕，而否定他的功绩，否定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董仲舒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