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钱龙锡来讲学。这次他没有带书稿，而是带来了一幅地图。
“殿下请看。”他在书案上展开地图，是一幅精细的《大明疆域全图》，山川河流、府州县治、边关要塞，标注得清清楚楚。
朱由检仔细观看。这是他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这个时代的中国全貌。东起大海，西至雪山，北抵大漠，南达烟瘴。疆域之辽阔，让他震撼。
“殿下可知，我大明疆域，广袤万里。”钱龙锡指着地图，“然广袤之下，危机四伏。东北有建州女真，北方有蒙古诸部，西北有吐鲁番，西南有土司，东南有倭寇、红夷。此诚多事之秋也。”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辽东如今有熊廷弼坐镇，暂可无虞。但宣府、大同、蓟镇三镇，军备废弛，将领**。若北虏南下，恐难抵挡。”
又指向东南：“闽浙沿海，倭寇虽稍敛，但红夷船坚炮利，屡犯海疆。而朝廷海禁时松时紧，水师衰微，海防堪忧。”
最后指向中原：“河南、山东连年大旱，流民日增。若处置不当，恐生民变。”
一幅地图，勾勒出帝国的四面危机。朱由检沉默良久，方道：“先生以为，当如何应对？”
“臣非边臣，不敢妄言边事。”钱龙锡谨慎道，“但臣以为，治国如治病，需标本兼治。边患是标，内政是本。若朝政清明，府库充盈，兵精粮足，则外患不足惧。反之……”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明白。
“那内政之弊，又当如何治？”
钱龙锡捋须沉思，缓缓道：“殿下读过《大明会典》，当知我朝制度，本极完善。然百余年来，积弊丛生。臣以为，当从三处着手：一曰吏治，二曰财政，三曰民生。吏治不清，则政令不行；财政不裕，则万事难为；民生不固，则国本动摇。”
这话说得精辟。朱由检记在心里，又问：“先生前次所赠《漕运利弊考》，言漕运三弊，当属财政之困？”
“正是。”钱龙锡点头，“漕运乃京师命脉，每年运粮四百万石，养官军百万。然损耗三成，意味着每年有百万石粮食不知所踪。这些粮食去了哪里？或入贪官私囊，或被商人倒卖，甚至……可能流入敌手。”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臣近日听闻，运河沿线某些粮仓，存粮账目与实际严重不符。若遇灾年或战事，恐生大乱。”
朱由检心中一凛。他想起了陈元璞算题中提到的流民危机。若真有灾荒，而粮仓又无粮可赈……
“先生可有良策？”
“难。”钱龙锡苦笑，“漕运积弊已深，牵涉利益太广。纵有良策，也难推行。除非……有强力之人，以雷霆手段整顿。”
他看向朱由检，话中有话：“然整顿需时机，更需实力。时机未至，不可妄动；实力不足，不可轻举。”
这是在告诫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讲学结束后，钱龙锡告辞。临行前，他看似随意地说了一句：“臣听闻，陈元璞近日在京郊试种冬麦，用了新法，长势颇好。殿下若有兴趣，或可关注。”
这是在提醒他：农事改良这类实务，相对安全，且能积累经验。
朱由检领会了这层意思。送走钱龙锡后，他立即让王承恩设法给陈元璞递话，询问冬麦试种的详情。
三日后，回信来了。陈元璞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试种情况：他选用了耐寒品种，采用了“深沟高垄”的种植法，并在垄间铺设了秸秆保温。如今麦苗已出，虽在寒冬，依然绿意盎然。
信的末尾，陈元璞写道：“此法若成，北地冬麦可增三成。然推广非易，一需良种，二需技术，三需官府支持。今三者皆缺，奈何？”
又是“奈何”。朱由检能感受到陈元璞的无奈。有良法而无推广之力，有见识而无施展之机，这是这个时代许多实干之士的共同困境。
他提笔回信，先是对试种成果表示赞赏，然后提出了一个设想：能否在端本宫后园，也辟一小块地试种冬麦？规模不必大，只为验证技术。至于良种，可托刘婆子的关系从宫外弄些来。
这是将理论学习转化为实践的机会。朱由检知道，自己身处深宫，无法像陈元璞那样在京郊大规模试验，但小范围的验证还是能做到的。而且，这不会引起太多注意——亲王在宫中种麦，听起来比种菜大不了多少。
信送出去后，朱由检开始着手准备。他让王承恩找来一些关于麦作的书籍，又让刘婆子去打听哪里能弄到麦种。自己则根据陈元璞的描述，设计试验方案：要对比不同品种、不同种植方法的优劣，需要设置对照组，需要记录生长数据……
这个过程让他想起了后世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条件简陋，但基本的逻辑是相通的：观察、假设、实验、验证。
十二月初，第一场寒潮来袭。
夜间气温骤降，次日清晨，端本宫庭院里的水缸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朱由检推开窗时，寒气刺骨，呼出的白气瞬间凝结。他披上狐皮大氅，去了后园。
那些红花的枯枝上挂满了霜，在晨光中如同玉树琼枝。微缩水利模型的水道里，水已结冰，将木制的水车冻在了原地。朱由检蹲下身，敲了敲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