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梅赴京开会的三天，对张艳红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独立施展拳脚的机会。她将那份经过韩丽梅“战略拷问”后浴火重生的方案，视为行动的纲领，同时也时刻铭记韩丽梅的叮嘱：战略是动态的，要随时保持警惕和迭代。
她带着核心团队，马不停蹄地推进。与韩丽梅筛选出的几家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前期接触，不再仅仅停留在商务条款的讨价还价，而是深入探讨合作契合点、资源互补性以及长期共赢的可能性。她像韩丽梅教导的那样，试图透过表面需求，看到对方真正的诉求和软肋。同时，试点方案的细节打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每一个环节的衔接、每一项数据的测算、每一种可能风险的预案，都被反复推敲、验证。
这三天，她打了无数个电话，开了无数个短会，大脑像高速运转的CPU，处理着纷繁复杂的信息，做出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决策。每次遇到难以决断的关口，她都会想起韩丽梅的话——“我希望，你打给我的电话，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权衡了所有选项之后，仍然无法决断的真正难题。”&bp;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鞭子，也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逼迫她必须自己想清楚、想透彻，将依赖降到最低。
有几个瞬间，在深夜独自面对庞大而复杂的项目脉络图时，在电话里与强势的合作方斡旋而感到心力交瘁时，她几乎要忍不住拨通韩丽梅的电话，寻求一个明确的指示或一句肯定的安慰。但最终，她都忍住了。她对着空气，模拟韩丽梅可能提出的那些犀利问题，自我拷问，直到在纷乱中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路径。
当韩丽梅从北京返回时，张艳红已经将试点启动前的大部分关键事务梳理清晰，与合作方的沟通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虽然过程中磕磕绊绊，有判断失误后的及时调整，也有沟通不畅带来的小摩擦，但整体局面，被她勉力维持在一个可控且向好的轨道上。
周五下午，韩丽梅回到公司。她风尘仆仆，但眼神依旧锐利清澈，仿佛连轴转的差旅和密集的会议并未消耗她太多精力。她第一时间将张艳红叫进了办公室。
“汇报。”&bp;韩丽梅甚至没有寒暄，直接坐进宽大的办公椅，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平静地看着张艳红，那是一个标准的听取工作汇报的姿态。
张艳红早有准备，深吸一口气，开始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地汇报过去三天的工作进展、关键决策、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案、以及下一步的具体计划。她刻意避免了流水账式的描述，而是围绕着几个关键节点和决策思路展开，试图展现自己的思考过程。
韩丽梅安静地听着，期间只偶尔打断，问一两个极其精准的问题，直指要害。当张艳红提到在与某家合作方谈判时，对方临时提出一个颇为苛刻的排他性条款，她经过利弊分析，认为接受该条款短期有利但长期可能限制渠道拓展，最终以“需要内部进一步评估”为由暂时搁置，并准备了替代方案时，韩丽梅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嗯，拖一拖是对的。”&bp;韩丽梅简短评价，“排他性条款是把双刃剑。在自身不够强大时，过早绑定，弊大于利。替代方案是什么？”
张艳红连忙将准备好的替代合作模式简述了一遍。韩丽梅听完，未置可否，只说了句：“继续谈，底线要守住。”
整个汇报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当张艳红结束最后一个字，口干舌燥地停下时，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安静。她能听到自己略微急促的心跳声，等待着韩丽梅的评判。这三天独立支撑的经历，让她对“责任”二字有了更切肤的体会，也更加明白，每一次决策背后，都牵连着资源、团队、乃至项目的成败。
韩丽梅没有立刻开口，她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光滑的红木桌面，目光落在张艳红脸上，带着一种深沉的审视。那目光不像以往那般冰冷锋利，更像是在评估一件经过初步打磨、已见雏形的作品。
“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bp;良久，韩丽梅终于开口，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太多情绪，但这已足以让张艳红悬着的心落下一半。“至少，没出什么不可挽回的纰漏，知道在关键点上踩刹车，而不是一味冒进。”
她顿了顿，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是张艳红提交的、关于与另一家合作方沟通的纪要。“这份纪要，逻辑还算清楚，抓住了要点。但，”&bp;她话锋一转，用笔在其中一段下面划了一道线，“这里，对方提到他们近期在华东市场的布局策略，你只记录了事实，没有做延伸分析。他们的策略调整，对我们试点区域的竞争格局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是机会还是威胁？如果是威胁，我们能否利用？如果是机会，我们如何衔接？这些，才是你作为负责人，需要立刻跟进思考的，而不是仅仅记录在案。”
张艳红脸上一热，连忙点头：“是，这一点我疏忽了，会后我立刻补充分析。”
韩丽梅不置可否，将文件放下，目光重新投向张艳红，语气放缓了一些：“独立处理这些事，感觉怎么样？”
张艳红愣了一下，没想到韩丽梅会问这个。她想了想，诚实地回答：“压力很大，每一个决定都要反复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