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她就是被这些沉重的、不容辩驳的“伦理”和“责任”捆绑着，透支着自己的一切。母亲的哭喊，与其说是在陈述事实，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道德审判，用孝道和亲情做枷锁，将她牢牢钉死在“必须付出”的十字架上。
病床上，张志强似乎被吵醒了，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他的眼神起初有些涣散，慢慢聚焦，看到了站在床尾、脸色苍白的女儿。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了一声模糊的、沉重的喘息，然后，又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皱得更紧。
那一眼，包含了太多东西——痛苦，依赖，或许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羞愧？但更多的，是一种默认的、沉重的期待。仿佛在无声地赞同着妻子的哭诉：是的，艳红，现在只能靠你了。你是女儿，你有能力，你就该承担。
张艳红站在那里，浑身冰冷。病房里浑浊的空气，母亲尖锐的哭诉，父亲沉默的默许，旁边病床投来的或同情或探究的目光，所有的一切，都汇成一股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着她，几乎要将她碾碎。
她想大喊：我也是个人！我也会累！我也怕！我也有我的极限！哥呢？你们的儿子呢？为什么一出事，所有的责任就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全成了我的？！就因为我“有出息”？就因为我“心软”？就因为我一次次地妥协？！
但这些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对着病床上生命垂危的父亲，对着哭得撕心裂肺、仿佛天塌下来的母亲，任何辩解和反抗，在周围人眼中，都只会显得她冷血、不孝、忘恩负义。
“妈，你别哭了，注意身体。”最终，她只是干涩地吐出这句话，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认命般的麻木，“钱，我会去交。我去找医生问清楚情况。”
她需要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病房，哪怕只是几分钟。她转身，几乎是逃也似的走出了病房，将母亲压抑的哭声和病房里各种复杂的目光关在身后。
走廊里同样拥挤不堪，但她却觉得这里的空气，似乎比病房里稍微稀薄一点。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眼睛，深呼吸，试图平复那几乎要冲破胸腔的悲愤和无力感。
“必须负全责”……母亲的话语还在耳边回荡。多么熟悉的说辞，多么理所当然的逻辑。在这个家里，似乎从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能力者，多劳；有良心者，多担。而哥哥，永远是那个“没本事”、“不成器”、“需要我们多帮衬”的例外。而她，张艳红，因为读了书，因为走出了小县城，因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自动成为了那个“有能力”、“有良心”，因此必须承担一切的人。
以前，她虽然痛苦，虽然委屈，但内心深处似乎也隐隐接受了这种设定，觉得或许这就是自己的“命”，是自己“欠”这个家的。可经过这段时间的心理咨询，经过那短暂却刻骨铭心的“断联”和平静期，她开始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天经地义”，这是一种病态的、不公平的情感勒索和道德绑架！
但意识到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父亲生死攸关的病房前，去反抗这种根深蒂固的绑架，又是另一回事。那需要的力量，远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
她找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看到她，推了推眼镜，言简意赅地介绍了病情：急性心肌梗死，情况危急，需要尽快进行冠脉介入手术（支架植入），手术本身有风险，但拖延风险更大。费用方面，手术、材料、住院、后续药物，初步估计十五到二十万，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自付金额依然很大，而且很多进口药物和材料需要自费。
“尽快决定，尽快交钱，我们好安排手术。”医生语气平静，带着见惯生死的淡漠，“你父亲的情况，拖不起。”
张艳红机械地点着头，记下医生的话，脑子里却嗡嗡作响。十五到二十万，甚至更多。韩丽梅答应借的十五万，可能只是开始。而且，这笔债，又将把她未来几年紧紧捆住。
她浑浑噩噩地走到缴费处，看着那长长的队伍，看着窗口里工作人员麻木的脸，看着手里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银行卡（里面是韩丽梅刚刚打过来的十五万），只觉得一阵阵眩晕。
“必须负全责”……
母亲的话语，如同魔咒，在她脑海中盘旋。
她掏出手机，指尖冰凉，再次尝试拨打哥哥张耀祖的电话。依旧是关机。她又打给嫂子王桂芬，响了几声后，被挂断了。再打，直接变成了忙音。
很好。再次失联。再次完美隐身。
一股冰冷的怒意，混合着深切的悲哀，从心底最深处升起。这一次，面对父亲的重病，面对这巨额的费用，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默默地将所有重担独自扛起了。
母亲说“必须负全责”？不，她可以负责，但绝不是“全责”。她是女儿，不是唯一的子女，更不是这个家庭的救世主和无限提款机。
她握紧了冰冷的手机，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绝望和疲惫的深处，一点点变得坚硬起来。她转身，没有立刻回病房，而是走向了楼梯间。那里相对安静，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