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屿深那通电话，像一道劈开混沌的闪电，短暂却极其清晰地照亮了安可儿眼前迷局的轮廓，也指明了行动的方向。挂断电话后，她没有时间沉溺于复杂的情绪，必须立刻行动。
首先，是划清边界。她没有直接去找白芳芳对峙，那样只会引发无谓的情绪冲突。第二天上午，趁着父亲精神尚可、白芳芳也在病房时，安可儿平静地提起昨晚纪屿深的来电。
“爸，白姨，”她将父亲公司情况的严峻性，用尽可能客观、不带个人情绪的语气复述了一遍，重点强调了潜在的债务风险和资产抵押状况，“纪总提醒我，这些情况可能意味着更复杂的法律和财务问题。我现在的工作性质，要求绝对避免卷入任何潜在的商业利益冲突或纠纷中。所以，”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在父亲和白芳芳脸上扫过，“关于家里的生意，我既不懂，也不能参与任何决策或接洽。尤其是与陈家或者其他可能涉及复杂利益往来的事情，我希望白姨和爸能理解，我绝对不能沾边。这不仅是为了我的工作，也是为了避免给家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她没有提白芳芳与陈家的私下联络，但话里的意思已经足够清晰。安可儿的语气坚决而冷静，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陈述原则的姿态。
安建国靠在床上，听完后，脸色更加灰败，沉默了很久，才重重叹了口气，闭上眼睛挥了挥手：“知道了。你顾好你自己就行。公司的事……跟你没关系。”
白芳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张了张嘴，似乎想反驳或解释什么，但在安可儿那种清晰、理性、毫无破绽的“工作原则”面前，最终也只是悻悻地低下头，嘟囔了一句：“知道了，不会让你为难的。”
第一道防线，以职业规则的名义，暂时筑牢。
紧接着，安可儿通过徐明，收到了来自顶峰法务部的“基础风险提示”。那是一份简洁但信息量很大的文档，梳理了类似安建国公司这种陷入困境的家族企业常见的法律陷阱和债权人可能的行动路径，以及作为家庭成员（尤其是有独立工作和收入的成年子女）应如何避免承担连带责任、如何保护个人财产。文档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公司信息，完全是普适性知识，但针对性极强。
安可儿花时间仔细阅读并理解了这些内容。她不是为了插手公司事务，而是为了让自己“知情”，避免在无知情况下踩雷。她将这份文档的核心要点，以“法律常识学习笔记”的形式，简要分享给了白芳芳和张叔（当然，隐去了来源），提醒他们在处理公司事务时注意相关风险。这是一种不带立场的善意提醒，既表明了态度（我关注，但我不介入），也提供了实际帮助（风险预警）。
做完这些，她将绝大部分精力，重新投入工作。这是纪屿深指出的“核心”，也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感冒未愈，咳嗽不止，但她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她仔细修改了关于医疗机构副主任过度解读数据的评估报告终稿，并开始准备与“晨曦”技术团队沟通、草拟那份澄清说明文件的要点。同时，她按照新的理解，更新了合成生物学的扫描框架，尤其加强了对“核心专利族”和“未公开kow-how”潜在获取渠道的思考。
工作成了她的避难所和能量源。在纷乱如麻的家庭现实中，只有面对电脑屏幕、处理具体问题时，她才能找到那种熟悉的、能够掌控节奏的确定感。
几天后，纪屿深让徐明转交给她一个新任务：参与一个关于“早期硬科技投资决策流程优化”的内部课题研究小组，负责搜集国内外同类机构在“技术尽调中专家意见分歧处理机制”方面的最佳实践案例。这显然与她之前对“晨曦”数据争议的评估工作有关，是又一次有针对性的能力拓展。
她没有丝毫抱怨任务的增加，反而将其视为一种肯定和更深度的融入。她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收着这个课题涉及的一切——不同机构的组织架构、专家库建设与管理方式、分歧解决的具体流程设计、甚至背后的成本考量与效率权衡。
在这个过程中，她再次感受到纪屿深培养方式的独特。他不会系统地传授知识，而是不断将她抛入新的问题场景，让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己摸索、总结、构建知识体系和思维框架。这种方式痛苦，但成长迅猛。
父亲的病情在顶级医疗资源的介入下，总算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恢复极其缓慢，出院遥遥无期。公司的危机在张叔的苦苦支撑下勉强维持，但风声鹤唳，人心浮动。白芳芳似乎暂时放弃了通过安可儿联系陈家的念头，但眉宇间的愁绪和对安可儿那种既依赖又疏离的矛盾态度，依旧存在。
安可儿学会了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快速切换频道。在医院，她是冷静、高效、有原则的女儿和协调者；在公司，她是专注、敏锐、持续学习的分析师。她用那支银灰色的笔，在两个笔记本间交替记录，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两个世界的运行轨迹。
又一个周五的晚上，她独自在办公室加班，整理课题研究的中期报告。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空气湿润微凉。咳嗽还未痊愈，她手边放着一杯热水，时不时轻咳几声。
内网通讯软件闪烁，是纪屿深。
纪屿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