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1日—1938年1月15日，南京·金陵大学安全区
---
第一周：伤疤
疼。
这种疼和枪伤的锐痛不同，是缓慢的、深层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钝疼。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生根发芽，每长一寸，就扯动一次神经。
林征——还是周水生——躺在金陵大学礼堂临时改成的医院里。
说是医院，其实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再铺上从废墟里捡来的破棉被。几百个伤员挤在一起，**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脓血、汗臭和廉价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
他的左腿被夹板固定着，伤口已经结痂，但骨头还需要时间愈合。
“能活着就不错了。”隔壁床位的老兵说。他叫马大山，四十多岁，左臂被砍断，伤口感染，高烧三天才退，“你看那边那个，肠子都流出来了，硬是撑到现在。”
林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角落的草铺上，躺着一个年轻人，最多二十岁。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血还在渗。眼睛睁得很大，望着屋顶的木梁，一动不动，像死人。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他叫什么？”林征问。
“不知道。”马大山摇头，“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撑不过今晚。”
林征沉默。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说什么都没用。
在死亡面前，语言是苍白的。
“你是哪儿人？”马大山问。
“城南，酱园店的学徒。”
“学徒啊……我儿子也是学徒，在铁匠铺。今年十七了。”
马大山顿了顿，声音突然变得很轻：
“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林征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
“你呢？”马大山又问，“怎么活下来的？”
“有人救了我。”林征说，“一个开棺材铺的老人。”
他把老郑的故事讲了一遍。
讲地下室的七日，讲老郑的枪伤，讲最后的掩护。
马大山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好人。”
就两个字。
但说得很重。
像是在给老郑的一生下结论。
“你是好人。”马大山又说，“能记住他，就是好人。”
“我……什么也做不了。”林征说，“只能记住。”
“记住就够了。”马大山说，“死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记住他们。我要是死了，也希望有人能记住，南京城里有个叫马大山的断臂兵，曾经活过。”
这话让林征心头一震。
他想起了***。
想起了那个在731部队的铁床上，临死前说出自己名字的年轻人。
想起了老郑。
想起了李有田。
想起了所有那些死去的人。
他们都希望被人记住。
但大多数人，注定被遗忘。
“我想……写下来。”林征突然说。
“写什么？”
“写老郑的故事。写地下室的七日。写南京城正在发生的一切。”
马大山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笑容很苦，但很真诚。
“写吧。”他说，“写下来，让后人知道。让我们这些死人，在纸上再活一次。”
写。
用什么写？
林征环顾四周。
稻草，破布，血污的绷带。
什么都没有。
“给。”
一只枯瘦的手伸过来，手里拿着一截铅笔头。
是隔壁床位的老人，七十多岁了，满脸皱纹，眼睛却还清亮。
“我孙子留下的。”老人说，“他喜欢画画，总揣着铅笔。鬼子进城那天，他跑散了，铅笔掉在地上，我捡起来了。”
老人顿了顿，声音哽咽：
“现在用不上了。给你吧。”
林征接过铅笔。
只有食指那么长，笔芯磨得只剩一点点。
但足够写字了。
“还有这个。”
又有人递来东西。
是一本破旧的账本，封面烧焦了一角，内页发黄，但还能用。
“我是账房先生。”递本子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破碎的眼镜，只剩一个镜片，“鬼子烧了我的铺子，我抢出了这本账本。现在没账可算了，给你写东西吧。”
林征接过账本。
翻开。
第一页是去年的收支记录：
一月：进棉布三十匹，出银元五十
二月：进染料二十桶，出银元四十
**三月：……
翻到后面，是空白页。
“写吧。”账房先生说，“把我们这些人的故事，都写进去。让这本账本，记点真正重要的东西。”
林征握紧铅笔，翻开第一页空白。
想了想，写下：
《南京生者书》
记录人：周水生
时间：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