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征闭上眼睛。
又两个。
赵铁山，栓子。
都死在了喜峰口的雪夜里。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老人突然问，“这些事，连县志里都没写全。”
林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难道说，因为我是你哥的转世？因为我亲身体验过那一夜的寒冷和疼痛？
他只能说：“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也走访了一些老兵的后人。”
老人盯着他，看了很久。
那双老鹰般的眼睛，似乎能看穿人心。
但最终，他只是点点头：“推我出去吧。这儿太闷了，我带你去看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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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棵槐树，树下有几张石凳。
四月的沧州，风还有些凉，但阳光很好。槐树刚抽出新芽，嫩绿色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玉。
老人让林征推他到一棵最大的槐树下。
“这儿，”老人指着树下，“以前是我家的院子。这棵槐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的。我小时候，就在这树下跟我哥学刀。”
林征看着那棵槐树。
树干很粗，要两人合抱。树皮皴裂得像老人的手，但树冠依然茂盛，新生的枝叶在风里轻轻摇晃。
“我哥大我八岁。”老人缓缓开口，眼睛望着树冠，像在望着遥远的过去，“我五岁那年，他开始教我刀法。他说：‘铁林，咱们赵家的刀，不是用来砍柴的，是用来砍仇人的。’”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仇人。直到1931年，九一八的消息传过来。我爹在院子里磨了一夜的刀，说：‘小日本占了东北，早晚要打到关内来。’”
“1933年春天，我哥参军了。走那天，就在这棵槐树下，他跪下来给爹娘磕了三个头。爹把祖传的刀递给他，说：‘铁山，赵家的刀，不能只砍木头。’”
老人停下来，深深吸了口气。
风穿过槐树枝叶，沙沙作响。
“我哥走后的第三个月，消息传回来了。”老人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二十九军派人送来了刀，还有一句话：‘赵铁山杀敌八人，力战殉国。临终托言：告诉我娘，铁山没给她丢人。’”
“我娘当时正在做饭，听见这话，手里的勺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她没哭，只是慢慢蹲下去，把勺子捡起来，洗了洗，继续做饭。”
“那天晚上，我听见我娘在屋里哭。很小声，像猫叫，怕人听见。”
林征感到喉咙发紧。
他想起了赵铁山记忆里的娘：在灶台边烙饼，香味飘满院子。
那个等儿子回家的娘，等来了一把带血的刀，和一句话。
“我爹把刀供在堂屋，每天擦三遍。”老人继续说，“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人真的打到关内来了。我爹说：‘铁林，你哥的刀该出鞘了。’”
“那年我十六岁，拿着我哥的刀，参加了八路军的游击队。我爹送我到村口，说：‘这回，赵家的刀要砍够本。’”
老人抬起手，看着自己布满老年斑的手掌。
那双手曾经握过刀，握过枪，握过锄头，现在只能无力地放在毛毯上。
“我砍了多少鬼子，没数。”老人说，“但我记得，1942年反扫荡，我们小队被困在山里。断了粮，吃树皮，吃草根。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指导员说：‘把刀埋了吧，轻装突围。’”
“我说不行。这是我哥的刀，是赵家的刀，不能埋。”
“指导员说：‘刀重要还是命重要？’”
“我说：‘都重要。但我哥的命换来了这把刀，我的命换不来第二把。’”
林征屏住呼吸。
“后来呢？”他问。
“后来我们突围了。”老人说，“十八个人，活着出来五个。我背上中了一枪，刀没丢。”
他顿了顿，眼睛里闪过一种复杂的光——有骄傲，有痛苦，有怀念，还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
“1945年，鬼子投降了。我把刀带回家，交给我爹。我爹抱着刀，在堂屋坐了一夜。第二天，他说：‘铁山的刀，该进博物馆了。让后来的人看看，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打鬼子的。’”
“1958年，沧州博物馆建馆，我爹把刀捐了。捐的时候，他在刀柄上刻了个‘山’字。他说：‘铁山的魂，就附在这刀上。刀在，铁山就在。’”
老人说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像是卸下了很重很重的担子。
林征看着老人，又看看远处博物馆的轮廓。
那把刀，现在就在那栋建筑里，躺在玻璃柜中，被冷光照着，被标签定义着，被游客匆匆一瞥。
而赵铁山的魂，真的还附在上面吗？
“您……恨日本人吗？”林征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老人沉默了很久。
风吹过槐树，新生的叶子相互摩擦，发出细碎的声音。
“恨过。”老人终于说，“我哥死的时候，我恨得牙都咬碎了。想着长大了一定要杀够十个鬼子，替我哥完成心愿。”
“后来我真的上了战场，杀过人，也见过死人。见的死人多了，恨就慢慢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