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咋了班长？”老马问。
“***汉奸，”王大山把粮食往地上一扔，“带鬼子搜山，把咱们藏在山洞里的粮食挖出来了。老赵他们几个……没了。”
土坯房里一片死寂。
没了。
这个词在战争中意味着死亡、失踪、或者被俘。但无论哪种，都意味着再见不到了。
“粮食呢？”一个伤员哑声问。
“抢回来一半，”王大山抹了把脸，脸上的泥土和血混在一起，“用三条命换的。”
又是一阵沉默。
林征看着那半袋小米。粗布口袋，最多二十斤。二十斤粮食，三条命。
这就是敌后根据地的现实。
“树生，”王大山突然看向他，“你腿能走了不？”
“能走。”林征说。
“那好，明天你跟老马转移。”王大山说，“这里不能待了，鬼子肯定还会来搜。咱们得往深山里撤。”
“班长你呢？”
“我留下断后，把痕迹处理干净。”王大山咧嘴笑，笑容很苦，“放心，死不了。”
林征知道，班长是在说谎。断后的人，活下来的几率不到三成。
但他没说话。陈树生不会说破，八路军里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有些任务，就是去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之前能换多少。
夜里，林征睡不着。
他躺在炕上，听着旁边伤员的**，听着窗外的风声，脑子里却在整理这几个月来的记忆。
陈树生是个细心的人，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还是用铅笔头在废纸上断断续续记了些东西：
9月25日，平型关。第一次打仗，吐了。但赢了。
10月3日，撤退。伤，发高烧。
10月12日，李大娘用最后半碗米熬粥给我喝。她孙子饿得哭。
10月15日，教村里孩子认字。五个字：中国、八路军。
10月17日，粮食没了。
这些零碎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日常：战斗、转移、饥饿、伤病，还有在绝境中依然坚持的“教育”。
教孩子认字。
在随时可能死亡的战场上，在食不果腹的山村里，陈树生依然觉得，孩子们应该认字。
林征忽然想起李振良。那个学生兵也相信，知识是有力量的。
也许陈树生就是李振良的另一种可能——如果李振良活下来，如果没有战争，他也会成为一个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认字。
但战争没有如果。
第二天一早，转移开始了。
林征的腿还有些瘸，但能走路。老马的胳膊吊着，用左手拄着根木棍。除了他俩，还有两个轻伤员，以及村里的五个孩子——都是父母被鬼子杀害的孤儿。
李大娘把他们送到村口，往每个孩子怀里塞了个煮熟的土豆。“跟着八路叔叔走，听话。”她挨个摸孩子的头，眼睛红着，但没哭。
最小的女孩，大概五六岁，抱着李大的腿不撒手：“奶奶，你也走……”
“奶奶老了，走不动了。”李大娘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擦去女孩脸上的泪，“丫丫乖，跟着陈老师，学认字，长大了给奶奶写信。”
陈老师。
村里人都这么叫陈树生。
林征看着这一幕，胸口像堵了块石头。
转移的队伍钻进山里。山路崎岖，秋日的太行山已经有些冷了。落叶铺满了小路，踩上去沙沙作响。
林征牵着丫丫的手，小女孩的手很小，冰凉。
“陈老师，”丫丫仰头看他，“咱们去哪？”
“去安全的地方。”林征说。
“那还回来吗？”
“……回来。”
“什么时候？”
林征答不上来。
陈树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走了大半天，中午时分，他们在半山腰一个山洞里休息。王大山留下的粮食不多，每人分到一小把炒米，就着山泉水咽下去。
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但都没哭闹。这些战争中的孩子，过早地学会了忍耐。
“树生，”老马凑过来，压低声音，“班长可能回不来了。”
林征点点头。
“你说，咱们这么坚持，有用吗？”老马看着洞外的群山，“鬼子那么多，装备那么好，咱们躲在山里吃野菜，能赢吗？”
这个问题，李振良被问过，现在陈树生也被问到了。
林征沉默了片刻。陈树生的记忆、李振良的信念、赵铁山的愤怒、张二狗的懵懂，都在这一刻交织。
然后他说：“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是必须坚持的问题。咱们退了，丫丫她们怎么办？李大娘她们怎么办？”
老马愣了愣，随即苦笑：“是啊，没得选。”
下午继续赶路。
傍晚时分，他们抵达了预定集合点——一个更隐蔽的山谷。已经有十几个战士等在那里，都是分散转移过来的。
但没有王大山。
天色渐暗，山谷里升起篝火。战士们轮流站岗，其他人围着火堆休息。粮食已经吃光了，大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