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七年的深秋，长安城西郊的“闷雷”声渐渐从令人不安的异响，变成了某种强大而神秘的背景音。虽然“神机炮”的存在被列为帝国最高机密，其详情仅限于极少数核心重臣知晓，但“军器监”在李瑾主导下，正以惊人的效率和前所未有的标准化，批量产出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新式军备”，却是不争的事实。改进型“襄砲”（配重抛石机）开始小批量装备北衙禁军和边镇精锐，其射程、精度和威力远超旧式砲车；标准化制造的强弓硬弩、精良铁甲，正通过兵部武库，源源不断输送给各地府兵；而更为恐怖的“震天雷”，则在最严格的控制下，被少量配发给了几支绝对忠诚的皇家亲军和精锐斥候，用于特殊任务。
这些新式装备的投入，如同在一池看似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了巨石，其产生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在周边诸国、部族中，激起了滔天巨浪。一场由长安主导，以“&bp;武&bp;力&bp;炫&bp;示”&bp;与&bp;“&bp;技&bp;术&bp;威&bp;慑”&bp;为&bp;核&bp;心&bp;的、&bp;不&bp;流&bp;血&bp;的&bp;征&bp;服，&bp;正&bp;在&bp;悄&bp;然&bp;上&bp;演。&bp;这便是“四海威服”的序曲。
最先感受到这股压力的，是那些与大唐接壤、关系时紧时松的边疆部族和政权。吐蕃的赞誉松赞干布已然故去，其孙芒松芒赞年幼，大相禄东赞掌权。这位老练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从未停止对唐蕃边境的窥探。贞观二十七年初夏，一支两千人的吐蕃精骑，以“追剿叛奴”为名，越境袭扰陇右道洮州一带，试探唐军反应。新任洮州都督，恰好是一位在北衙禁军中见识过“襄砲”齐射威力的年轻将领。他并未率军正面迎战，而是将吐蕃骑兵诱入一处预设的狭窄谷地，随后，早已部署在两侧山梁上的二十架“襄砲”，在统一号令下，将百枚“震天雷”（小型化、用弩炮或人力投掷的初级手雷/炸药包）和数百枚石弹，在短短半刻钟内倾泻而下。
谷地中，巨响连绵，火光迸现，硝烟弥漫，碎石与破片横飞。从未见识过火药威力的吐蕃战马惊恐人立，骑兵阵型大乱。不等他们从这“天雷地火”般的打击中回过神来，唐军伏兵四起，以强弩攒射，重甲步兵推进。两千吐蕃精骑，最终能逃出谷地的不足三成，主将当场被“震天雷”破片所伤，被俘后不久便伤重不治。此战，唐军自身伤亡微乎其微。逃回的吐蕃残兵，将唐军能“驱使雷霆”、“口喷烈火”的恐怖传说带回了逻些，朝野震动。禄东赞闻讯，沉默良久，最终下令严惩此次擅自行动的将领部属，并立即遣使携重礼赴长安，“解释误会”，“重申甥舅之好”，姿态前所未有的谦卑。长安方面，皇帝李治在武媚娘的建议下，对吐蕃使节不冷不热，只是重申边界不可侵犯，并“赏赐”了一批丝绸瓷器，对“新式军备”只字不提，却更添神秘。
消息传到北方草原。薛延陀汗国早已在太宗时期被击溃，但其余部及铁勒诸部、契丹、奚等，仍时常骚扰边塞。以往，唐军多以坚壁清野、骑兵驱逐、或利用归附的突厥骑兵进行反击。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新任的幽州都督，得到了一批“襄砲”和少量“震天雷”。在一次针对契丹入寇的反击战中，唐军骑兵在击溃敌军后，并未追击，而是用缴获的牛羊车辆，在契丹溃兵必经的一处山口，快速构筑了一道简易防线，架上十架“襄砲”。当溃兵裹挟着更多部落民企图夺路而逃时，数十枚“震天雷”在人群中炸开，紧接着是密集的石弹覆盖。爆炸的巨响、火光、烟雾，以及四处飞溅的死亡破片，彻底摧毁了草原骑兵的勇气。他们哭嚎着“唐人有雷神助战”，抛下武器，四散奔逃。此战之后，幽州以北千里边塞，竟出现了难得的宁静。诸部首领虽未正式遣使，但私下通过商人、牧民传递的畏惧与试探，已如秋草般蔓延。
然而，最让长安朝廷君臣感到振奋，也最让“平边”战略的潜在对手感到刺骨寒意的，是来自&bp;东&bp;方&bp;的&bp;消&bp;息。**&bp;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对大唐的敌意与警惕从未消退。在通过商贸渠道（高句丽一直与中原有贸易往来，尤其通过登、莱海路）零星听闻大唐“军器监”打造“神兵利器”的传闻后，他派遣了大量细作，试图渗透、打探，甚至收买工匠。然而，在军器监严密的保密制度和“格物所”匠师们日益提升的待遇与忠诚面前，这些努力大多徒劳无功，偶有收获，也不过是“新式抛车威力惊人”、“唐军铠甲愈发坚利”等模糊信息。这反而加深了泉盖苏文的焦虑。他加紧修缮辽东千里长城，囤积粮草，并频繁在边境挑衅，试图试探大唐虚实与决心。
对此，皇帝与皇后在征求李瑾、李勣等人意见后，决定采取一种&bp;更&bp;为&bp;强&bp;硬&bp;且&bp;直&bp;接&bp;的&bp;威&bp;慑&bp;方&bp;式。&bp;贞观二十七年秋，皇帝下旨，以“&bp;秋&bp;狝&bp;大&bp;典，&bp;演&bp;武&bp;彰&bp;国&bp;威”&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