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付施行，必致农事荒废，商贾横行，奢靡成风，国库虚耗，边患四起！此乃亡国之音，万不可听！”
他言辞激烈，几乎是指着李瑾的鼻子痛骂。殿中不少保守派大臣纷纷点头附和，出言支持萧瑀，认为李瑾之策“过于奇险”、“不切实际”、“动摇国本”。
然而，这次反对的声音，并非一边倒。
于志宁沉吟片刻，出列道：“陛下，萧相所言，固是老成谋国之心。然臣细观李瑾之策，虽言辞大胆，立意新奇，然其核心，无非‘富国强兵’四字。其所言重农、兴工、通商、强兵、选才诸事，皆有所指，亦非全然空想。如‘改良农具’，‘周氏工坊’所出新犁，司农寺试用已有成效；‘新纸印刷’，崇文馆亦在试验；‘鼓励奇技’，其工坊所出‘明玻’，于国于民，岂无益处？其策虽有可商榷处，然一片忠君爱国、锐意进取之心，不可轻易抹杀。且其策论结构严谨，数据详实（部分），非泛泛空谈可比。臣以为，可择其可行者，徐徐图之。”
阎立本也道：“陛下，臣掌管将作，深知‘工’之重要。军械、农具、宫室、舟车，何一不赖百工？李瑾所言‘设署创新’、‘鼓励巧思’，若能善加引导，于国计民生，确有裨益。其‘开拓海洋’之议，虽显遥远，然我朝海船已通南洋，若能加强，于扬威、通商，未必无利。”
李勣（兵部尚书）抚须道：“强兵之要，在于精器、足饷、明略。李瑾所言改良军械、重视水师，确为兵家应虑之事。其策论中关于分化周边、战略布局之思，亦有可取之处。然具体如何，需慎之又慎。”
户部尚书则对“改革税制”、“开拓利源”最为关注，既觉其中或有增加收入之机，又担心推行不易，反生弊端，态度暧昧。
皇帝李治自始至终，静静听着众臣争论，目光深邃，看不出喜怒。待众人争论稍歇，他才缓缓开口：“诸卿之意，朕已明了。李瑾之策，确如萧卿所言，颇为惊人，亦如于卿、阎卿所言，不无可取。朕观其文，通篇以‘实’为要，以‘利’为引，以‘强’为的。其心可嘉，其志可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李瑾，又扫过众臣：“然治国非儿戏，不可骤行险着。李瑾。”
“臣在。”&bp;李瑾出列躬身。
“你策论之中，‘工商亦为本’、‘开拓海洋’、‘改革税制’等语，牵涉甚广，争议极大。朕且问你，若依你之策，首重当从何入手？又如何避免萧卿所言之弊端？”
这是要李瑾当场答辩，也是给他一个进一步阐述和说服的机会。
李瑾深吸一口气，从容道：“陛下明鉴，诸位相公忧虑，臣亦深知。臣之策，非求一朝一夕全盘施行，乃为帝国长远计，指明方向。若论首重，臣以为，当从‘固本培元’与‘试验先行’入手。”
“其一，农事根本，绝不可动摇。改良农具、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此乃‘固本’，需全力推行。‘工商亦为本’，非谓舍农就商，而是以工补农，以商活农。如改良农具需工匠，售卖余粮需商贾。朝廷当做者，乃去除对正当工商业之无理压制，规范其行，引导其利国利民。”
“其二，开拓海洋、改革税制等事，确需慎之又慎。可先行试点。如海外贸易，可先强化广州、泉州两市舶司，以官船为主，尝试组织一两次大规模远航，探寻新航路、新市场，记录利弊。改革税制，可先对利润极高、且易监管之新兴行业（如高档琉璃），试行‘特别税’，税率从轻，观察效果。所谓‘改革’，绝非横征暴敛，而是建立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取予之道。”
“其三，鼓励创新、设立专司，可立即着手。于将作监下设‘百工创新署’，规模不必大，经费不必多，专司收集、验证民间有益巧技，给予发明者名誉与物质奖励，并协助其与官府合作推广。此乃播种之举，所费有限，而未来收获或不可限量。”
“其四，至于水师、军械，乃国之重器，更需稳步推进。可先拨专款，命将作监、军器监，依李尚书（李勣）之意，研究改良现有军械，尤其是利用新钢，提升刀甲弓弩之质。水师方面，可先加强现有战船维护，训练水手，绘制更精细之海图，储备航海人才。待国用稍裕，海外通商见效，再图扩建不迟。”
“总之，臣之策，核心在务实、渐进、利民、强基。不求速成，但求方向正确；不避争议，但求实效说话。若因有弊端可能，便因噎废食，则国家何以进步？若因言论新奇，便一概斥为‘祸·国’，则贤路何以广开？臣愿以‘周氏工坊’为试验田，以将作监为推行所，为陛下，为朝廷，试行诸策之可行者，以实效证臣之言，以时间验臣之志！”
李瑾这番答辩，有退有进，既承认了改革的复杂性与风险，又明确了渐进、试点的务实路径，并将自己与工坊、将作监绑定，主动请缨承担“试验”之责，态度诚恳，思路清晰，极大地化解了部分“激进”、“空想”的指责。
殿内再次陷入寂静。众臣都在消化李瑾的话。连萧瑀也暂时语塞，因为李瑾并未坚持立即全面推行那些“骇人”之策，而是提出了相对稳妥的“试点”思路，难以直接扣上“祸·国”帽子。
皇帝李治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