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任何人都不得用任何方式免税，后世子孙不得授予任何人免税特权。
“均田抑制兼并，同时严格征税，严打避税逃税。”
这彻底挑明了历代王朝的内在根本性问题。
土地兼并只是表象，内在的真正隐患是特权集团避税，导致国家税基萎缩。
特权集团避税，叠加土地财富集中，再加之佃租与赋税的十倍比例差异。
导致地主资产规模稍微扩大，就能在地方上与朝廷对抗，乃至于超过朝廷。
一个行政区划的衙门能收到的赋税，可能低于本辖区内大地主的年收入。
这件事情集中在县级的时候，影响尚且不会非常明显。
一旦达到府级，这种大地主就不是地方衙门能压制的了，必须要省级甚至重要中央朝廷出面才能控制。
万一到达了省级，那这种地主就不是地主了，就已经有资格争夺天下了。
朱桓变着法的的绕了好几圈了，每一次都绕回到科举映射收税上，每一次都回来强化应该加税的建议。
朱元璋听完了这些全部的道理，也终于决定在将来试着解决这件事情：“桓儿之言确实有理，但此事万万不可操之过急。
“至少等几条主要钢轨干线贯通之后，等天下完全安定十年以上。
“准备至少两百个卫所和百万火统兵，扫平周围的所有蛮夷，竖立无敌兵威。
“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切入，一点点的把事情推广开来。”
朱桓对着朱元璋拱手：“还请父皇务必把此事放在心上。”
朱元璋非常认真的点头：“放心好了，你爹还没有老糊涂，但你也不能闲着。
“你得把你那所谓的反解孟子的论述，以及由此引申出的道理都叙述清楚。
“这些东西应该先一步在宗学、国子监、工匠学校传授。”
对于一个古典时代的国家系统而言，这个国家现有的朝廷衙门机构，当然要维护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但是这也要求统治阶级支付统治成本。
虽然统治阶级不会自己承担这个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被统治阶级身上去。
但是这个转嫁成本的过程，就是实施并维护统治的过程。
在封建时代，封建领主就是统治者，直接享有自己封地的绝大部分权力，也直接承担自己封地内的绝大部分统治成本。
当时的政治是简单纯粹的。
无论是收税还是镇压叛乱，都是封建领主自己处理的。
包括领主自己都非常清楚，管理这块土地就是他的工作，也是他拥有的权力。
收税是实施统治，享受统治者权力。
镇压叛乱是维护统治，承担统治者责任。
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地方上没有封建领主了。
相关的权力变得分散了，责任也同时变得模糊了。
士绅管理基层，佃租就是他们从佃户手中收取的税金。
乡村佃租的比例通常是五成，也就是地主拿到百分之五十。
皇帝和官员管理中上层事务，也就是中央朝廷和省府州县事务。
同时还要负责镇压叛乱，对抗外敌，维持中上层的秩序。
朝廷征收的田税大概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之间。
到了崇祯年的时候，因为内外战事不断加税，税收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
在朝廷官员总体较少，官员与地方士绅重合度很低，地方存在大量中小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时候，给官员免税并没有什么影响。
自耕农供养朝廷官员，佃户供养乡绅地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都是分离的。
但是随着官员数量不断增加，关键是士绅与官员身份重合越来越高，整个帝国的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士绅会利用官员身份兼并土地，让能够交税的自耕农迅速减少。
一方面，没有人养活朝廷官员了。
另一方面，与乡绅身份重合的官员，也不需要朝廷的养活了。
最后一方面，没有人需要朝廷管理了。
朝廷既失去了收入来源，也失去了管理的对象。
朝廷存在的实际意义，就是给乡绅发放功名和和官职了。
这时候的皇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权力了。
宛如东迁后的周天子。
作为士绅代表的大学士们，不给奏章写票拟表达乡绅们意见，皇帝的决定就得不到实际实施了0
大明实际上是将乡村“分封”给了地方上的乡绅们。
换取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税收，同时不需要直接管辖乡村地区事务。
换句话说，大明朝廷根本没有真正拥有“天下”。
乡绅只是承认大明皇帝是天下共主，他们还会随时翻书给皇帝上眼药。
他们实际上并不介意换一个天下共主。
只要新的共主愿意将乡村分封给他们，保障他们的利益。
大明实际上也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但是双方都没有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崇祯就算是能把天下的文官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