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已至初春，但黄河，还没到完全开冻的时候，宽阔的河面上，结着一层灰白色的冰层，冰层下面能隐约听见，那被压抑了一个冬天的河水，在“咕噜、咕噜”地，不甘心地涌动着。
陈墨他们就是踩着这不知有多厚的冰层，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河对岸那片属于山西地界的土地走去。
队伍是在三天前的夜里，从延安出发的。
没有欢送，也没有仪式，就象一群最普通的、要去前线换防的士兵，悄无声息地融入了黄土高原的夜色之中。
他们的身上，都换上了最不起眼的老百姓的黑色羊皮袄和毡帽
脚上，蹬着老乡们自己做的厚厚的毡疙瘩鞋。
看起来，就象一群要去“走西口”讨生活的普通陕北汉子。
只有那被他们用油布仔细包裹着一支支崭新“莫辛纳甘”，和那些鼓鼓囊囊的、装满了子弹和手榴弹的背包。
才泄露了他们真实的身份。
他们是一把刀。
一把被组织上寄予了厚望的、即将要插向敌人心脏的最锋利的尖刀。
而他们此行的第一站，就是要先穿过阎锡山的地盘。
山西在这个时代是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里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第二战区。
到处都挂着青天白日的旗子。
但实际上，这里姓“阎”。
是“山西王”阎锡山经营了几十年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这里，除了国民政府的法币。
还流通着一种只有山西本地才认的“晋钞”。
这里的军队有中央军和晋绥军，还有新空。
势力犬牙交错，互相提防，又不得不在“抗日”这面大旗下，进行着一种极其脆弱的、表面的合作，形成了一种全国独一份的复杂的政治生态。
陈墨他们要穿过这片比敌占区还复杂的三不管地带。
靠的，不是武器。
而是路引。
一种由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和阎锡山的“公道团”共同签发的特殊通行证。
有了这玩意儿，只要你不去招惹日本人，也别喊什么“打倒地主老财”的口号。
大部分的时候，晋绥军的哨卡，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你过去。
他们在黄河东岸一个名叫“碛口”的古镇，找到了地下交通站的连络员。
碛口，曾经是黄河上最繁华的水陆码头之一。
镇子上那由黄土和石头垒起来的、层层叠叠的窑洞式建筑，从河滩一直延伸到山顶，看起来象一座巨大而又古朴的黄土金字塔。
镇子上，至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那些富甲一方的商号的高墙大院，和那条被岁月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板铺就的主街。
但现在，这里也箫条了。
日本人占了太原，断了水路。
曾经那千帆竞渡、驼铃叮当的景象，早已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几个无所事事的、穿着破烂皮袄的船工，蹲在早已干涸了的码头上，就着冰冷的河风，抽着同样是冰冷的旱烟。
连络员是镇上“德义源”布庄的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帐房先生。
他为陈墨他们准备了新的身份，——一支从陕北过来贩卖皮毛的商队。
也为他们准备了十几匹精壮的骡子，和那足以以假乱真的、盖着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大印的通行路引。
“同志，”临行前，那个帐房先生将一份手绘的地图，和一小袋沉甸甸的银元，塞到了陈墨的手里，“出了碛口，往东，就全是阎长官的地界了。”
“路上关卡多，眼线也多，你们要多加小心。”
“记住咱们的纪律，多看，多听，少说话。”
“遇到晋绥军的哨卡，别硬闯，该打点的，就打点，该叫长官的，就叫长官。”
“他们虽然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但毕竟，也还在打鬼子，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陈墨点了点头，知道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复杂性，也是这场战争最真实也最无奈的一面。
队伍，重新上路了。
有了骡子和那份比枪还管用的“路引”。
他们的行进速度，快了很多，穿过了吕梁山那连绵不绝的沟壑和山梁，走在了那条承载了千年历史的汾河的河谷里。
沿途他们看到了很多在太行山里看不到的景象。
他们看到在一些比较大的县城里，竟然还能看到悬挂着“民族革命同志会”牌子的崭新的办公楼。
楼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些穿着学生装的年轻的男女。
他们是阎锡山“新政”的产物，是他用来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和民心的资本。
而在一些乡下的村庄里。
墙上不仅刷着八路军的“武装保卫华北”的标语。
也同样刷着晋绥军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
甚至，还有一些早已褪了色的、日本人留下的“建设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宣传画。
三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和信仰。
就这么荒诞地涂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