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初秋。北平。
火车站的汽笛声又长又懒，象一只吃饱了喝足了的老猫，打着哈欠。
白烟混着黑色的煤灰，慢吞吞地从火车头顶上冒出来，飘到半空中半天也不散，给这片灰扑扑的天空，又添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脏腻。
陈墨提着一个半新的德国皮箱随着人流，走出了前门车站。
一出站口一股子独属于北平的味道就迎面扑了过来。
那味道很复杂，是炒肝的酱香、豆汁儿的酸气、烤白薯的甜焦，还有空气里那永远也散不尽的、淡淡的煤烟味儿，都搅和在了一起。
闻着呛人，但也透着一股子活人的热乎气。
他现在叫顾言。
一个刚刚从万里之外的德国，喝了几年洋墨水回来的化学工程师。
顶着一个“前北洋次长公子”的虚名，来这座已经沦陷了四年的故都，投奔他那位在伪政府里当差的“远房表舅”。
这身行头是组织找了最好的裁缝照着洋玩意，给他量身定做的。
一身灰色的凡尔赛绒西装，一双擦得锃亮的德国牛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人模狗样的，透着一股子与周围那些穿着土布褂子、眼神麻木的普通百姓，格格不入的矜贵和疏离。
几个穿着黑制服的伪警察，斜着眼打量了他一下，没敢上来盘问。
又有几个专门在车站门口，宰“外地肥羊”的黄包车夫，看见他这身派头，眼睛一亮，刚想围上来却又被他那副镜片后面，冷得不起一丝波澜的眼神，给逼退了回去。
他就象一块掉进了温水里的冰块。
周围是浑浊的喧嚣的。
而他自己则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气。
他没有坐黄包车。
而是提着箱子不紧不慢地，顺着前门大街向北走。
他走得很慢象一个真正的、多年未归的游子，在贪婪地打量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城，还是那座城。
巍峨的正阳门城楼，斑驳的红墙黄瓦，还有街道两旁，那些挂着“瑞蚨祥”、“都一处”老字号牌匾的店铺。
都还在。
象一群见惯了王朝更迭、生死轮回沉默的老人。
但城里的人和物，却都变了味儿。
街上多了很多，穿着黄军装、挎着洋刀的日本兵。
他们三五成群，旁若无人地在街上横冲直撞。
路边的华夏人，见了他们都象老鼠见了猫一样，远远地就缩着脖子，贴着墙根溜走了。
店铺的门口，也大多都插上了，一面小小的红白相间的狗皮膏药。
那旗子在秋风里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象一块不情不愿的遮羞布。
就连空气中也多了一丝陌生的酸腐的樱花清酒的味道。
这座曾经充满了帝王之气和市井之乐的古都，象一个被迫接客的前朝的格格。
虽然还保留着几分昔日的风韵。
但骨子里却早已被一种，异粗野的气息给侵占了。
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屈辱和凄凉。
陈墨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他找到了一个挂着“和平旅馆”招牌的小客栈住了进去，没有急着去查找那个唯一的线索——东安市场“观海堂”书店。
他知道自己就象一条，刚刚闯入这片陌生海域的孤单的鱼。
而水面之下不知道隐藏着多少，早已张开了血盆大口的鲨鱼和水草。
任何一丝轻举妄动都可能粉身碎骨。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陈墨什么也没做。
就只是象一个普通无所事事的归国公子哥一样。
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西装，去北京城里那些最有名的地方闲逛。
他去了北海公园，在琼华岛的白塔下坐了一个下午，看着那些同样是无所事事的伪政府的官员和家眷们，在湖上划着船打情骂俏。
去了琉璃厂，在那些古色古香的字画店和古玩铺里，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午的假古董。
他甚至还去了一趟八大胡同。
站在那充满了脂粉气和绝望气息的巷子口，听着里面传出的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和女人那被刻意拉长了卖笑的嗓音。
他在观察。
在倾听。
在用自己所有的感官，去熟悉这座沦陷了的城市那独特的脉搏和呼吸。
直到第四天下午。
他才终于象一个普通的想去淘几本旧书的文化人一样。
不紧不慢地走进了，那个曾经是北平最大的，如今却显得有些箫条的东安市场。
市场里依旧人来人往。
但大部分的店铺都显得有些冷清。
陈墨径直走到了市场的最东头。
那里有一家毫不起眼的门脸，是很小的旧书店。
牌匾上是三个早已褪了色的黑漆大字——观海堂。
书店里光线很暗。
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旧纸张和灰尘混合在一起发霉的味道。
一个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