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归化城，春寒料峭。
黄河的冰凌尚未完全消融，河套平原上却已是一片热火朝天。总干渠的挖掘进入最后阶段，三万民夫沿着三十里长的战线同时施工，号子声、夯土声、水流声交织成一片。新开垦的田地里，蒙汉农民正忙着撒下第一季春麦的种子，那些从南洋引进的土豆种薯，也已经在暖棚里冒出嫩绿的芽尖。
张世杰站在新落成的北庭都护府城楼上，俯瞰着这座正在迅速扩张的边塞雄城。半年时间，归化城的人口从不足两万膨胀到十万，城墙外拓了三里，新修的砖瓦房一片连着一片。街上蒙汉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茶马司门口排着长队，皇家银行分号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切都按照他的规划在推进。
但此刻，张世杰的眉头却微微皱着。他手中拿着一份刚从京城转来的密报，是苏明玉亲笔所书，详细陈述了江南三大钱庄联合抵制“丝路银元”的情况。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严峻——不仅拒收，那些钱庄还在暗中收购流散在民间的银元，集中熔毁，然后散布“银元成色不足”的谣言。
“釜底抽薪啊。”张世杰轻叹一声。
身旁的李定国沉声道：“主公，要不要我带兵南下？江南那些士绅，就是欠收拾。”
“不可。”张世杰摇头，“动兵是最后的手段。况且江南是大明财赋重地，真要乱了，伤的是国本。苏明玉已经在应对，她比我们更懂经济战。”
他收起密报，目光投向西方：“相比之下，西边的事更急。巴图尔珲台吉的手越伸越长了。”
话音刚落，城楼下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队骑兵飞驰入城，马上骑士穿着独特的绛红色僧袍，头戴黄帽——是藏地黄教的装束。
为首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喇嘛，面庞黝黑，眼神锐利。他在城楼下勒马，仰头高呼：“扎什伦布寺特使，奉班禅额尔德尼法旨，求见大明越国公、天可汗！”
声音洪亮，用的是藏语，但城楼上的通译官立即翻译了出来。
张世杰眼中精光一闪。
班禅特使。终于来了。
他转身对李定国道：“开中门，以最高规格迎接。召集归化城内所有蒙古台吉、汉人耆老、各部首领，一个时辰后，都护府正堂见客。”
“遵命！”
北庭都护府的正堂被临时布置成了草原会盟的形制。
原本的桌椅全部撤去，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羊毛毡毯。正北设一座九层台阶的高台，台上置两张鎏金座椅——一张略高，是为“天可汗”张世杰准备；一张稍低，是给班禅特使的客座。台下左右两侧，按蒙古传统分设数十个坐垫，左侧是漠南漠北归附的蒙古台吉，右侧是汉官将领、地方耆老。
帐外，三百名亲军着全副仪仗，持戈肃立。号角长鸣，法鼓震天。
张世杰换上了一身特制的袍服——既非明朝国公的蟒袍，也非蒙古汗王的装束，而是融合二者特色的新制：玄色锦缎为底，上用金线绣日月山河纹，肩披白狐裘，腰束玉带，头戴七宝金冠。这身打扮既彰显中原正统，又照顾草原审美，是他让工匠精心设计的。
当他步入大帐时，帐内所有人齐齐起身。蒙古台吉们右手抚胸，躬身行礼；汉官将领则抱拳作揖。数百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敬畏、好奇、期待、疑虑……各种情绪交织。
张世杰稳步走上高台，在鎏金椅上坐下。李定国、刘文秀、周文韬等心腹分列台阶两侧。
“请班禅特使。”他朗声道。
号角再鸣。帐门掀开，一行红衣喇嘛鱼贯而入。为首的正是城楼下那位中年喇嘛，他手捧一个鎏金铜盒，盒上覆盖明黄色锦缎。身后跟着八名年轻喇嘛，手持法螺、金刚杵、转经筒等法器。
“扎什伦布寺堪布，洛桑嘉措，奉我佛旨意，拜见大明越国公、天可汗。”特使走到台前，以藏传佛教最高礼仪——五体投地大礼拜见。
他身后的喇嘛们齐齐匍匐在地。
帐内一片寂静。所有蒙古台吉都瞪大了眼睛——黄教在蒙藏地区的地位至高无上，班禅、达赖是活佛转世，他们的特使见蒙古汗王都只需躬身，何曾行过如此大礼？
这礼不是给张世杰个人的，是给大明，给“天可汗”这个尊号背后所代表的、重新统一草原的至高权威。
张世杰起身，走下三级台阶，亲手扶起洛桑嘉措：“大师远道而来，辛苦。请坐。”
洛桑嘉措抬头，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天可汗”。他今年四十二岁，是班禅四世座下第一堪布（总管），学识渊博，精通藏、蒙、汉三语，更深谙政治。来之前，他已在雪域听闻这位越国公的种种传奇：灭后金，平喀尔喀，设都护府，兴屯田……每一件都是震动草原的大事。
更关键的是，这位“天可汗”对黄教的态度。
去年冬天，张世杰派使者赴扎什伦布寺，送上重礼——黄金千两，丝绸百匹，茶叶千斤，还有一尊用辽东白玉雕成的释迦牟尼像。使者传达的话很明确：大明尊重黄教在蒙藏地区的宗教地位，愿为佛法护持；也请黄教承认大明皇帝为佛教护法王，为“天可汗”赐福。
这是政治交易，但也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