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个镜头出现。
父亲，电影里的父亲，站在老屋门口，整理那身洗得发白的邮差制服。他的手，特写：骨节粗大，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
健太郎的呼吸停了一拍。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文具店老板的手。因为常年打包货物、搬箱子、整理货架，同样粗糙。右手食指有一道疤，二十年前被裁纸刀划的，缝了五针。无名指的关节有些变形，常年握笔算帐留下的。
这双手，给女儿削过苹果，折过纸鹤，擦过眼泪。
也打过她一次，小学时她偷钱买漫画，他气极了，一巴掌下去，女儿哭了三天。
银幕上，父亲整理完制服，背上邮包。邮包很重，压得他背更佝偻了。
健太郎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
不是临终前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是更早的，四十年前，父亲骑着自行车送货，后座绑着两个巨大的纸箱。他坐在父亲前杠上，能听见父亲粗重的呼吸，能闻到父亲汗水的气味。
父亲常说：“健太郎，以后店就交给你了。”
他说：“恩。”
父亲没问：“你想接手吗？”
他也没说：“我不想。”
有些话，在那个年代，是不用说的。
贵子坐在父亲右侧，身体微微倾向另一边。
她盯着银幕，但思绪在东京。
男朋友的脸，庆应校园的银杏道，打工的便利店，狭小的公寓，电车里挤得象沙丁鱼罐头的人群
她确实没告诉父母全部真相。
东京的生活没有电话里说的那么光鲜。公寓六叠大，浴室要和隔壁共用，晚上能听见隔壁情侣吵架。打工的店长很苛刻，经常让她加班到尾班车前。同学聚会她很少去，因为aa制一次就要花掉她三天饭钱。
但这些，她都没说。
每次打电话，她都说：“很好。”“钱够。”“恩。”
她把东京包装成一个华丽的盒子，里面装着“庆应女大学生”的光环，装着“独立生活”的骄傲，装着“自由恋爱”的浪漫。
唯独藏起了盒子里那些不够光鲜的碎片。
直到她遇见他，那个“不够格”的男朋友。他在普通公司做普通职员，薪水普通，家境普通，什么都普通。
但他会在下雨天送伞到她的打工店门口。会记得她不吃葱，吃拉面时帮她把葱挑出来。会在她因为想家而哭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只是轻轻拍她的背。
和他在一起，她不用假装“很好”。
可以抱怨店长苛刻，可以哭诉论文难写，可以说“东京好累”。
这让她觉得，也许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爱。
银幕上，儿子出现了。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衫，靠在门框上，眼神里满是不耐烦。
贵子的心被刺痛了一下。
她想起上次回家，盂兰盆节前一周，母亲做了她爱吃的筑前煮，她吃着，母亲在对面絮叨：“东京冷吗？”“钱够吗？”“要注意身体啊。”
她回答：“不冷。”“够。”“知道了。”
和电影里的儿子一模一样，敷衍，不耐烦，急着结束对话。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父母做的事，和父母对自己做的事，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在用“保护”的名义，制造隔阂。
父亲想保护她“不吃苦”，所以反对她的选择。
她想保护父母“不担心”，所以隐瞒东京的真相。
而保护的结果是，他们越来越看不懂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