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巨大代价后，这股突入的日军被全部歼灭，阵地暂时稳住。戴安澜的军装上溅满了血污，左臂也被刺刀划开了一道口子，但他毫不在意，立刻指挥幸存者抢修工事，准备应对下一次进攻。
就是这样，周振强的42师，像一块坚韧的牛皮糖，牢牢地粘在汀泗桥至赵李桥的广阔地域。他们没有与日军进行孤注一掷的决战，而是通过灵活的战术、顽强的阻击和频繁的袭扰，将日军追兵死死地拖在了陆水河沿岸。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日军都要为前进付出代价。周振强精确地掌握着阻击的节奏，当某个支撑点压力过大时，他会果断命令部队在夜色或烟幕掩护下撤离，转移到下一道预设阵地，继续重复着阻滞、消耗、再转移的过程。
这场持续多日的、看似零碎却无处不在的阻击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锐气和兵力，有效地迟滞了其沿粤汉铁路线西犯的速度，为第26军主力乃至整个武汉撤退部队向湘北转进，赢得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时间。当42师最终完成阻击任务，有序撤离汀泗桥地区时，身后的陆水河畔，早己留下了无数敌我双方将士的遗骸，河水为之染赤，古老的石桥上也布满了累累弹痕，再次见证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血战。
对于胡献群的装甲团和冯连桂的炮兵团而言， 这场撤退更是一场技术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装甲部队目标大，后勤依赖强，在撤退中极易被咬住。胡献群和廖耀湘将还能行动的坦克、装甲车分散配置，组成数个机动突击群。他们不再固守一地，而是像救火队一样，哪里防线告急，就冲向哪里。利用坦克的突击火力和装甲防护，对追敌的步兵纵队、炮兵阵地甚至轻型坦克进行短促而猛烈的反击，往往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但每一次反击，都伴随着损失。一辆德制一号坦克在掩护步兵撤退时，被日军速射炮击中油箱，瞬间燃起大火，车组人员无一幸存。另一辆缴获的日军轻型坦克则因机械故障被迫遗弃，在撤离前被工兵彻底炸毁。
冯连桂的炮兵团则扮演着“战场守护神”的角色，也承受着最大的“割肉”之痛。炮兵的转移远比步兵缓慢和困难。在每一处预设阻击阵地，冯连桂都指挥炮火进行最猛烈的急袭，尽可能多地杀伤日军有生力量，为步兵撤退创造条件。但每当部队需要转移时，那些过于沉重、骡马难以拖拽或卡车不足的苏制115榴弹炮和德制150重型榴弹炮，就成了无法带走的累赘。每到此时，冯连桂都会铁青着脸，亲自监督炮兵们将最后几发炮弹射向敌人，然后含泪下令安装炸药，将这些曾经耗费巨资购入、被视为珍宝的重炮炸成一堆扭曲的废铁。那一声声巨大的爆炸，不仅摧毁了武器，也仿佛在每一位炮兵的心上炸开了一个窟窿。
程廷云的军指挥部随着部队不断转移，位置飘忽不定。他几乎不眠不休，紧紧盯着地图，通过电台（在极其危险的时刻也保持静默）接收着各方情报，与邱维达一起分析敌我态势。他凭借其对历史走向的大局观和对地理的熟悉，多次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判断。
有一次，在接获日军电台以及不同波段的电报频率后，他敏锐地察觉到日军极有可能正试图利用小道，迂回包抄26军主力的侧后。他立即电令尚在休整的马威龙，派出一个精锐营，强行军抢占了一处关键隘口，恰好堵住了日军的迂回路线，经过一番激战，迫使日军放弃了包抄计划。
还有一次，他预判到日军可能利用空军优势，轰炸某座关键桥梁，提前命令工兵铺设了水下暗桥，并在主桥附近布置了疑兵，成功迷惑了日军，保障了部队的顺利通过。
这是一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转进之路。沿途的景象触目惊心：被遗弃在路旁、无助等死的重伤员；与部队失散、茫然无措的散兵；拖家带口、在日军飞机扫射下哭嚎奔逃的难民；被焚毁的村庄、被抢掠一空的市镇战争最残酷、最丑陋的一面，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每一位官兵面前。这一切，都深深刺痛着他们的神经，也磨砺着他们的意志。他们撤退，并非畏战，而是为了在更有利的位置，继续这场捍卫家国的战争。
经过近半个月的浴血转战，历经大小数十次战斗，在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部分重型火炮损失的代价后，第26军这支疲惫之师，终于如同经历淬火的精钢，拖着伤痕累累却依旧保持着完整骨架的身躯，于十一月初，陆续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湘北新墙河北岸预定防线。
眼前，浑浊的新墙河水在初冬的寒风中静静流淌，河面不宽，却是一道天然屏障。对岸，日军的侦察兵身影己经隐约可见。身后，是一望无际、沃野千里的湘北平原，更远处，便是第九战区新的指挥中心和战略要地——长沙。
没有片刻的喘息，甚至来不及好好埋葬沿途倒下的战友，撤退的终点即是新战场的起点。部队按照预先划分的防区，立刻投入了构筑工事的疯狂作业之中。官兵们挥舞着工兵锹和镐头，砍伐竹林和树木，挖掘深深的战壕、交通壕，构建机枪巢、炮兵阵地、指挥所和防炮洞。疲惫到了极点的身体里，仿佛又被注入了新的力量——那是求生的本能，也是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