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贞尚书执掌刑名，维护律例尊严，理所应当。”他先肯定薛贞的立场，给他一个台阶，马上有话锋一转。
“然，律法之设，本为惩恶扬善，保境安民。今有恶徒，以阴谋手段围剿军需，形同资敌，其行可诛！”
“对此等恶性，若仍拘泥于寻常审讯流程，岂非纵恶害善？施次辅所请‘先行控制，限期移交’，正是针对此等紧急恶性案件之‘权’，并未完全废弃‘经’。此乃‘以权济经’，而非‘以权废经’。”
李国普这番话，将施凤来激烈的方案，纳入了“经权之道”的儒家理论框架内进行辩护。
既承认了“常法”（经）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变通”（权）在应对“非常之恶”时的必要性。
他巧妙地肯定了所有人的立场、出发点都是好的，保留了应有的脸面，但又将施凤来的“先锁拿”解释为一种有限度的紧急措施，并锁定“惩恶”的大义名分。
“至于温侍郎所虑遗毒，”李国普看向温体仁，目光深邃，“非常之法，自当用于非常之时，并施以非常之限。”
“陛下明鉴，施次辅所求之权，明确时限，限定范围，强调证据，并责成事后依律审理。”
“此非开滥权之门，实为针对特定恶性事件的对症之策，正为防其遗毒全身！”
李国普的论述，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既回应了所有主要反对意见，又将施凤来的方案包装成了在儒家理论框架内合理合法、且必要的“权变”之举。
他站在了“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惩治恶性围剿”的道德和理论制高点。
黄立极、薛凤翔等人脸色极其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