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直接任命,以前贵族的封地被收回来,贵族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封地里当“土皇帝”——这招加强了中央集权,孝公能直接掌控全国的权力,再也不用担心贵族叛乱;
5 统一度量衡:以前秦国各地的尺子、斗、秤都不一样,买个东西都得换算半天,做生意特别不方便。现在统一了标准,不管在秦国哪个地方,用的都是一样的度量衡——这相当于现在统一了“计量单位”,方便了经济发展。
可变法哪有那么容易?贵族们利益受损,到处散布谣言,说卫鞅“乱政”,还故意违法给卫鞅难堪。有一次,太子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不小心犯了法,贵族们都等着看卫鞅怎么处理——要是处理太子,就是不给国君面子;要是不处理,变法就成了“笑话”。
卫鞅也不含糊,跟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意思是“法律推行不下去,就是因为上层有人违法。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处罚,但可以处罚他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掉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
孝公一听,咬了咬牙:“就按你说的办!”这下可把贵族们吓住了,连太子的老师都敢罚,谁还敢违法?公子虔被处罚后,躲在家里八年不敢出门,再也不敢反对变法。《史记》里说“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变法十年,秦国彻底变了样,路上没人捡别人丢的东西,山里没有盗贼,老百姓都能吃饱穿暖,士兵们打仗嗷嗷叫,私下里却不敢打架斗殴,整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变法让秦国富了起来,粮食多了,士兵强了,孝公心里的“复仇之火”又烧了起来——当年魏国抢了秦国的河西之地,还把秦国当“蛮夷”,现在该是时候报仇了。
公元前354年,赵国攻打魏国的盟国卫国,魏国派庞涓率军攻打赵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秦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就是后来着名的“围魏救赵”。孝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派卫鞅率军攻打魏国的河西之地。
卫鞅率军到了河西,没直接跟魏军硬拼,而是派人给魏军将领公子卬送了封信,信里说:“当年我在魏国的时候,跟你关系挺好,现在咱们成了敌人,我不忍心跟你打仗。不如咱们约个时间,在军营里喝顿酒,签个和平协议,然后各自撤兵,怎么样?”
公子卬觉得卫鞅够意思,就答应了,没带多少人就去了卫鞅的军营。结果刚喝了两杯酒,卫鞅使了个眼色,埋伏好的士兵就冲了出来,把公子卬抓了起来。魏军没了将领,一下子乱了套,秦军趁机发起进攻,把魏军打得大败,收复了河西之地——这就是《史记》里说的“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虽然这招有点“不地道”,但在战国时期,兵不厌诈,能打赢才是硬道理。河西之战的胜利,让秦国终于收回了被魏国占领几十年的土地,更重要的是,秦国终于有了东出函谷关的跳板,再也不是那个被六国看不起的“蛮夷之国”了。
公元前343年,周天子周显王派人给孝公送了祭肉,封孝公为“伯”(诸侯之长),这可是当年秦穆公才有的荣誉。公元前342年,诸侯们都来秦国朝贺,连以前看不起秦国的韩国、赵国,都派人来送礼——秦国终于扬眉吐气了,孝公站在雍城的城楼上,看着前来朝贺的诸侯使者,心里感慨万千:“当年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一定要让秦国变强’,今天总算对得起爹,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这时候的秦国,已经不是那个连诸侯会盟都挤不进去的“破落户”,而是能让周天子亲自颁奖、诸侯主动巴结的“强国新贵”。各国的使者看着栎阳城里整齐的街道、装备精良的士兵,还有粮仓里堆得冒尖的粮食,都在心里嘀咕:“这秦国咋跟开了挂似的?再这么下去,以后中原的事儿,恐怕得听秦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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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可没飘,他知道秦国现在只是“初步小康”,离真正的“称霸诸侯”还有距离。他跟卫鞅商量:“现在河西之地收回来了,但魏国的底子还在,咱们得趁胜追击,再扩大点地盘。另外,栎阳城太小了,而且位置偏东,不利于掌控西边的戎狄,不如咱们迁都吧?”
卫鞅觉得这主意好,两人选来选去,最后选定了咸阳(现在的陕西咸阳)。咸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左边是函谷关,右边是散关,前面是武关,后面是萧关,四面都有天险,易守难攻,而且土地肥沃,适合发展农业。公元前350年,孝公下令迁都咸阳,还在咸阳修了新的宫殿、城墙,制定了新的都城规划,把全国的百姓和贵族都迁到咸阳附近,方便管理。
迁都之后,孝公又让卫鞅搞了“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巩固变法成果:一是“废井田”更彻底,把以前贵族手里的土地全部分给百姓,彻底打破了贵族对土地的垄断;二是“推行小家庭制”,规定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