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轻——他怕秦军下次再来，直接把都城占了，自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大臣们也劝魏惠王：“大王，安邑离秦国太近了，不安全，不如把都城迁到东边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吧。大梁地势平坦，交通方便，还离齐国、楚国远一点，相对安全。”
魏惠王一开始还舍不得安邑——毕竟安邑是魏国的都城，从魏文侯时期就一直在这，有感情了。可他一想到秦军随时可能打过来，还是咬了咬牙，决定迁都。
迁都可不是件小事——得把皇宫里的财宝、国库的粮食、老百姓的家当，还有官员的家属，都搬到大梁去。魏惠王派了十万士兵护送，花了半年时间，才把迁都的事办完。
迁都到大梁后，魏惠王确实松了口气——秦军一时半会儿打不到大梁，齐国、楚国也因为距离远，没那么容易来攻打。他想借着迁都的机会，重新整顿魏国，让魏国慢慢恢复元气。
他又开始“招贤纳士”，还特意派人去齐国，请孟子来魏国当“国师”。孟子是当时着名的思想家，主张“仁政”，魏惠王想让孟子帮自己治理国家。
孟子来到魏国后，魏惠王赶紧召见他，问：“先生，您看现在魏国这么弱，我该怎么做才能让魏国变强啊？”
孟子说：“大王，要想让魏国变强，就得实行‘仁政’——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让老百姓安心种地；尊重老人，爱护小孩；任用贤能的人，罢免贪官。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尽心尽力，魏国自然会变强。”
可魏惠王根本听不进去——他想的是“快速变强”，想的是怎么打回河西，怎么重新当霸主，孟子的“仁政”太慢了，不符合他的心思。没过多久，他就找了个借口，把孟子送走了。
其实，魏惠王不是不想变强，而是他已经没了年轻时的魄力和眼光——他既不敢像魏文侯那样重用有争议的人才，也不敢像商鞅那样搞彻底的改革，只能在原地“打转”，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调整。这样的“挣扎”，根本改变不了魏国衰落的命运。
魏惠王晚年，彻底认清了现实——魏国再也回不到巅峰时期了，别说当霸主，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就不错了。他不再想着“复仇”，不再想着“扩张”，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守成”上——让老百姓安心种地，让官员别再贪腐，尽量不跟其他大国发生冲突。
有一次，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魏惠王跟使者聊天，说：“我当国君这么多年，犯了很多错——不该听庞涓的话，把孙膑赶走；不该在马陵之战前轻视齐国；不该丢了河西之地。要是当初我能听进大臣的劝告，魏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啊！”
使者安慰他：“大王，谁都会犯错，您能认识到自己的错，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魏国虽然弱，但只要好好治理，还是能慢慢恢复的。”
魏惠王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晚了，太晚了。秦国、齐国、楚国都已经变强了，他们不会给魏国恢复的机会了。我这辈子，算是把爷爷和爹留下的基业，给败得差不多了。”
公元前319年，魏惠王在大梁去世，享年82岁。他当了51年国君，是战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他见证了魏国的巅峰，也亲手经历了魏国的衰落；他曾经站在天下诸侯的顶端，也曾经被各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去世后，儿子魏襄王继位。可此时的魏国，已经彻底沦为了“二流国家”，只能在秦、齐、楚等大国之间“夹缝求生”——秦国打过来，就跟秦国求和；齐国打过来，就跟齐国结盟；楚国打过来，就给楚国送贡品。曾经风光无限的“战国霸主”，彻底沦为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魏惠王的一生，就像一场“过山车”——开局虽然惊险（平定内乱继位），但很快就迎来了高潮（逢泽会盟当霸主），可高潮过后，就是一路下坡（桂陵、马陵惨败，丢河西、失国土），最后在遗憾中落幕。后人提起他，总是又同情又惋惜——同情他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却没能守住；惋惜他本有机会让魏国更强大，却因为自己的失误，把魏国带向了衰落。
说他“有功”，他确实配得上——继位初期，他平定内乱，整顿吏治，恢复经济，让魏国从内战的废墟中站了起来；他重用庞涓，打了不少胜仗，还举办了逢泽会盟，让魏国重新成为天下霸主。要是没有他，魏国可能在他继位初期就被韩、赵瓜分了，根本撑不到马陵之战。
说他“有过”，他也难辞其咎——他识人不明，错信庞涓，逼走了孙膑，丢了魏国最顶尖的“智囊”；他骄傲自大，在逢泽会盟后，没看到齐、秦等国的威胁，反而盲目扩张，导致了桂陵、马陵之战的惨败；他晚年固执己见，听不进孟子等贤人的劝告，错过了最后一次让魏国恢复元气的机会。
其实，魏惠王的悲剧，也是很多“守成之君”的悲剧——他们接手了父辈留下的强大基业，却不知道该如何守住，要么骄傲自大，要么识人不明，最后把好好的家业给败光了。要是魏惠王能像魏文侯那样“知人善任”，能像商鞅那样“锐意改革”，魏国可能不会衰落得这么快，战国的历史也可能会被改写。
但历史没有“如果”。魏惠王终究还是成了魏国由盛转衰的“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