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过来，搞“君主立宪”。更要命的是，他们还想拉拢袁世凯，让袁世凯带兵包围颐和园，把慈禧软禁起来——这事儿没藏住，很快就传到了慈禧耳朵里。
慈禧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权力，你改制度、裁官员，她能忍；但你想动她的权力，甚至要软禁她，这就触碰了她的底线。本来她还在颐和园“养老”，听说这事儿后，当天就赶回紫禁城，直接把光绪皇帝软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名义上是“皇帝生病，需要静养”，实际上是把光绪的权力彻底收了回来。
紧接着，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了圣旨，说康有为、梁启超“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下令全国捉拿。康有为、梁启超跑得快，借着洋人的帮助逃到了国外；可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个人没来得及跑，被慈禧下令抓了起来，没过几天就押到菜市场砍了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
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前后只搞了一百零三天就凉了，所以也叫“百日维新”。说起来，这变法失败也不能全怪慈禧——康有为他们确实太急功近利，没考虑到大清的实际情况，也没团结足够多的力量；但慈禧对权力的执念，还有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是压垮变法的重要原因。
经此一役，慈禧对光绪彻底失望了，也对那些想“改祖宗规矩”的人充满了警惕。从这以后，她把朝政大权攥得更紧了，宫里宫外的大小事，都得经过她点头才能办——哪怕是光绪皇帝想给某个太监升个职，都得先问过她的意思。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本来想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也就是皇位继承人），可洋人们不答应——他们觉得光绪是“开明皇帝”，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纷纷出面反对。这让慈禧心里很不痛快：我大清的家事，凭什么你们洋人指手画脚？
就在这时候，民间出现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一开始是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后来越闹越大，他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杀洋人、烧教堂、拆铁路——反正跟“洋”沾边的东西，他们都要毁。
端郡王载漪这些守旧派大臣，一看义和团能“收拾洋人”，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天天在慈禧面前吹嘘：“义和团的弟兄们个个刀枪不入，能呼风唤雨，只要太后支持他们，肯定能把洋人全赶出中国！”慈禧一开始还挺怀疑——刀枪不入？这也太玄乎了吧？可架不住载漪他们天天说，再加上她自己也想报复洋人，就抱着“试试也无妨”的心态，答应了。
她不仅不镇压义和团，还派官员去安抚他们，甚至让义和团进京“护驾”。结果义和团一进北京，就彻底失控了——他们不光杀洋人，还杀了不少信教的中国人，甚至连穿洋布衣服、戴眼镜的人都要抓起来打。北京城里火光冲天，到处都是哭喊和打砸声，乱成了一锅粥。
洋人们一看情况不对，立马组成了“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一路往北京打。慈禧一开始还挺硬气，下了“宣战诏书”，让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对抗八国联军。可清军早就没了战斗力，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也只是骗人的——面对洋人的洋枪洋炮，清军和义和团根本不堪一击，没几天天津就丢了，八国联军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这时候慈禧才慌了，再也不提“扶清灭洋”了，赶紧带着光绪皇帝、隆裕皇后，还有几个亲信大臣，乔装成老百姓，从紫禁城的德胜门逃了出去。为了不被洋人发现，他们连像样的行李都没带，一路上吃了不少苦——有时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只能啃干粮；晚上住的地方连床都没有，只能睡在土炕上。这一路颠沛流离，跟当年咸丰逃到热河比，还要惨上几分。
他们一路往西逃，最后逃到了西安，才算暂时稳住了脚。到了西安，慈禧才敢让人去跟洋人议和。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已经七十多岁的李鸿章——这时候李鸿章正在广东当总督，接到圣旨后，只能硬着头皮北上，去跟洋人谈判。
李鸿章到了北京后，才发现这谈判根本就是“任人宰割”。洋人们狮子大开口，要大清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赔一两），还要清政府答应一系列条件：拆毁北京至大沽口的炮台、允许洋人在北京使馆区驻军、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反对洋人的组织等等。
李鸿章跟洋人们谈了好几个月，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改变多少条件，最后只能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签完字后，李鸿章又气又累，一病不起，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李鸿章传》里记载他临死前的遗疏：“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故废，人才以文故抑，此天下之大病也。”这段话，算是他对大清几十年的感慨，也道尽了他的无奈。
庚子国难这事儿，把大清最后一点家底都赔光了，也让慈禧彻底明白了：大清已经弱到了极点，再不变革，真的要亡国了。所以从西安回北京的路上，她就下了一道圣旨，说要“变法自强”——这一次，她要主动搞改革了。
从西安回北京后，慈禧真的开始搞“新政”了——而且这新政的不少内容，比当年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