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拱本来还想辩解，可看到满朝大臣都反对他，李贵妃又抱着万历哭个不停，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当天，李贵妃就下了一道圣旨，把高拱贬为庶民，让他立刻回老家。高拱临走的时候，连皇宫都没敢再进，灰溜溜地收拾行李，从北京的侧门走了。
这场“李贵妃斗高拱”的风波，看似是后宫与朝臣的争斗，其实是为万历扫清了亲政前的最大障碍。经此一役，张居正彻底巩固了内阁首辅的地位，冯宝也成了宫里最有权势的太监，而李贵妃则用她的“雷霆手段”，让所有人都知道：虽然皇帝年纪小，但她这个太后，不好惹。
张居正搞定高拱后，终于能放开手脚搞改革了。他知道，大明已经病了很久：国库空虚，每年的收入不够支出；土地兼并严重，老百姓没地种，只能当流民；军队战斗力差，蒙古人、倭寇时不时来骚扰；官员贪污腐败，办事效率极低。要是不改革，大明撑不了多久。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条鞭法”“考成法”和“整顿边防”。
先说说“一条鞭法”。以前明朝收税，又收粮食，又收布匹，还让老百姓服劳役，特别麻烦，而且地方官还能趁机贪污——比如把粮食换成银子，从中克扣差价。张居正就把所有的赋税和劳役，都折算成银子，让老百姓直接交银子，这就是“一条鞭法”。食货志》里说“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意思就是把一个州县的赋税劳役合在一起，按土地和人口算，统一交银子给官府。
这个改革，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不用再扛着粮食、拖着布匹去交税，也不用担心被地方官坑；对官府来说也方便——收银子比收实物省事，还能减少贪污。实行“一条鞭法”后，大明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加，从隆庆末年的两百万两银子，涨到了万历初年的四百万两，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有个叫徐光启的大臣，在他的着作里写：“一条鞭法行，而民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再说说“考成法”。以前明朝的官员，只要不犯大错，就能混日子，不管办事效率高不高。张居正就制定了一套考核制度：给每个官员定“kpi”，比如知府要收多少税、要抓多少盗贼、要修多少水利，要是完不成，就降职；要是超额完成，就升官。而且还实行“层层监督”——内阁监督六部，六部监督地方官，地方官监督县令，谁要是敢敷衍，就一查到底。
有个叫王宗沐的漕运总督，负责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京，结果他办事拖沓，粮食晚到了一个月。张居正直接把他降为知州，还通报全国，说“以后谁要是敢耽误公务，就跟王宗沐一样”。这下，官员们再也不敢混日子了，办事效率提高了不少，朝堂的风气也变好了。
最后是“整顿边防”。张居正知道，要想让改革顺利进行，就得有个安稳的外部环境。他重用了两个厉害的将领：戚继光和李成梁。戚继光负责东南沿海，他训练的“戚家军”，战斗力极强，把倭寇打得不敢再来；李成梁负责东北，他率军多次打败蒙古人和女真部落，还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让东北边境安稳了十几年。
张居正还跟蒙古的俺答汗达成了“隆庆和议”——明朝允许蒙古人来边境做生意，蒙古人则保证不侵犯明朝。以前蒙古人每年都来抢，现在能安安稳稳做生意，双方都高兴。鞑靼传》里说“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意思就是从那以后，边境太平了，东起延绥、永平，西到嘉峪关的七个军镇，几千里的军民都能安居乐业，不用再打仗了。
张居正的改革，就像给大明喝了一剂“续命良药”，让大明的国力有了明显恢复，史称“万历中兴”。可张居正的权力太大了，大到让万历觉得“不舒服”。张居正不仅管朝政，还管万历的私生活——比如万历想给宫女升职，张居正说“宫女不能随便升职，会坏了规矩”；万历想修宫殿，张居正说“国库还不富裕，等以后再修”。万历虽然表面上答应，心里却越来越不满：“我是皇帝，凭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
更让万历记恨的是，张居正自己却“言行不一”。他劝万历要节俭，可自己却住豪华的房子，穿昂贵的衣服；他劝万历要严惩贪污，可他的家人在老家却霸占了几千亩土地，还收地方官的贿赂。这些事，万历一开始不知道，可身边的太监、宫女会偷偷告诉他。万历心里想：“你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我？”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了。万历听到消息后，表面上很伤心，还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可心里却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摆脱张居正的“控制”，自己做主了。可他没想到，张居正一死，他亲手毁掉了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亲手把大明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张居正刚死的时候，万历还装模作样地“怀念”了几天。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对张居正“算账”了。
第一个跳出来攻击张居正的，是个叫张诚的太监。张诚以前被张居正罚过，一直怀恨在心。他跑到万历面前，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专权跋扈，还贪污了很多钱，他的家人在老家更是无法无天”。万历本来就对张居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