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偷偷召见李训和郑注，跟他们聊了几次。没想到，这两个人对宦官的痛恨，一点不比文宗少。李训跟文宗说：“宦官专权，是国家的大患。要是不除掉他们，大唐早晚要亡在他们手里。陛下要是信得过我，我愿意为陛下效死！” 郑注也说：“我虽然是王守澄提拔的，但我知道谁是君，谁是臣。只要陛下下令，我就算跟王守澄反目，也在所不辞！”
文宗被他们说动了。他觉得，这两个人就是自己要找的“狠角色”。于是，他开始重用李训和郑注，一步步提拔他们。李训从一个小官，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宰相；郑注也被提拔为凤翔节度使，手握兵权。
李训和郑注确实有本事。他们知道王守澄的势力大，不能一下子把他扳倒，就先从王守澄的党羽下手。当时，宦官里还有个叫仇士良的，跟王守澄不和。李训和郑注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先帮仇士良打压王守澄的人，然后再一步步孤立王守澄。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李训和郑注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跟文宗商量，决定先除掉王守澄。文宗下旨，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听起来是个大官，其实是个虚职，把他手里的兵权给夺了。然后，李训又让人给王守澄送了一杯毒酒。王守澄到死都没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个人，居然会杀了自己。《资治通鉴》里记载：“赐守澄死，籍没其家。”
除掉王守澄，文宗非常高兴。他觉得李训和郑注果然没让自己失望，这下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他在宫里摆了庆功宴，跟李训、郑注喝了好多酒，还说：“以后大唐的中兴，就靠你们两个人了！”
可文宗没意识到，李训和郑注这把“剑”，不仅能杀宦官，也可能会伤到他自己。这两个人都是野心家，他们帮文宗除掉王守澄，可不是为了“中兴大唐”，而是为了自己掌权。尤其是李训，当了宰相之后，越来越专横，连文宗都有点管不住他了。
郑注也没闲着，他在凤翔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还跟李训约定，等时机成熟，就一起掌控朝政。
这时候的文宗，就像一个骑在老虎背上的人——他想靠老虎除掉敌人，却忘了老虎本身也是危险的。
除掉王守澄之后，剩下的最大宦官就是仇士良了。仇士良比王守澄更狡猾，手里也握着神策军的兵权。李训和郑注觉得，必须尽快除掉仇士良，否则夜长梦多。
他们跟文宗商量，制定了一个计划：郑注以去凤翔“祭神”为名，带一批精兵回长安，趁宦官们去送葬（王守澄的葬礼）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稳妥，文宗也同意了。
可李训不放心。他怕郑注抢了头功，以后自己斗不过郑注。于是，他决定提前动手，自己单干。
文宗呢？他被仇士良软禁在紫宸殿里，成了真正的傀儡。仇士良每次见他，都带着一群挎着刀的宦官，说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一点都不把他当皇帝看。有一次，仇士良直接跟文宗说：“陛下要是安分点，还能好好当你的皇帝；要是再敢跟李训、郑注那样的人勾结，小心自己的小命！”
文宗只能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他看着仇士良嚣张的样子，又想起李训、郑注的惨死，还有那些因为这场政变被杀的大臣百姓，心里像被刀子割一样疼。有一天，他在宫里散步，看见池塘里的荷花都枯萎了，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大唐啊！”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文宗当时的处境：“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机构），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以前他还能跟大臣们商量朝政，现在连见大臣都要经过仇士良的同意；以前他还能下旨改变一些事情，现在他的圣旨还没出宫门，就被宦官们扔到了一边。
有一次，宰相李石跟文宗奏事，刚说了没几句，就听见外面有射箭的声音——那是宦官们故意吓唬李石，让他不敢跟文宗多说。李石吓得赶紧磕头告辞，从此以后，大臣们都不敢再跟文宗谈论国家大事了。
文宗彻底绝望了。他不再早起处理朝政，也不再看书，每天就躲在宫里，要么喝酒，要么对着墙壁发呆。有时候宫女、太监不小心惹他生气，他也不骂不打，只是默默流泪。宫里的人都说，陛下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眼神里全是死气。
甘露之变后，文宗的日子过得比囚犯还难受。仇士良把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全换了一遍，全是自己的亲信，文宗的一举一动都在仇士良的监视之下。他想跟自己的皇后、妃子说句话，都得看宦官的脸色。
有一天，文宗跟一个老太监聊天，问他：“你说，我跟以前的汉献帝比，谁更差？” 老太监吓得赶紧跪下，说：“陛下是大唐的天子，汉献帝是亡国之君，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文宗苦笑着说：“汉献帝好歹还有曹操辅佐，虽然是傀儡，但曹操还不敢公开欺负他。我呢？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 说完，他又哭了起来。文宗纪》里记载了这件事，说文宗“自是忽忽不乐，常登勤政楼，北望而泣”。
他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怀念自己刚登基的时候，虽然国家穷，但自己还有雄心壮志；怀念跟裴度、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