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运筹帷幄的帅才，现在才发现自己就是个“愣头青”。叛军还没到长安，他就带着太子、妃子，跟当年唐玄宗一样，从长安西门跑了，一路跑到了奉天（今陕西乾县）。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跟着爷爷逃安禄山，第二次是自己当皇帝逃藩镇，说起来都丢人。
更惨的是，叛军里出了个更狠的角色——朱泚。朱泚是朱滔的哥哥，本来在长安当太尉，德宗跑了之后，他直接在长安称帝，国号“秦”，还带着兵去围攻奉天。奉天是个小城，粮草少，兵力也弱，德宗被困在城里，天天吃不上饭，连太监都要出去挖野菜。《资治通鉴》里记载，当时奉天城里“粮且尽，公卿将相以下，日食米麦不过一勺”，意思是连大臣们每天也只能吃一勺米，德宗自己也只能喝稀粥。
有一次，叛军差点就攻破了奉天城，德宗站在城楼上，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叛军，吓得腿都软了。这时候，有个叫浑瑊的将领拼死抵抗，才把叛军打退。德宗握着浑瑊的手，眼泪都下来了，说：“朕以前错了，要是早听你的话，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被困了一个多月，李晟、马燧这些将领终于带着援兵赶到，把朱泚的叛军打跑了。德宗这才敢从奉天出来，可他还没回到长安，又出事了——李怀光跟朱泚闹掰了，自己带着兵跑了，后来被马燧打败自杀。但其他藩镇还没平，朱泚还在长安附近晃悠，德宗还是回不去家。
这时候的德宗，再也没有刚登基时的傲气了。他看着身边跟着自己受苦的大臣，看着逃难的老百姓，终于明白：自己以前太急了，太想一步到位，结果把所有藩镇都逼反了。要是再这么硬撑下去，别说削藩了，自己这个皇帝都要当不成了。
公元784年，德宗在汉中（今陕西汉中）下了一道诏书，史称《罪己大赦诏》。这道诏书，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检讨书”之一，德宗在诏书上把所有错都揽到自己身上，说自己“朕实不君，人则何罪”（《旧唐书》），意思是我不是个好皇帝，老百姓和藩镇没罪，都是我的错。
他还具体说了自己的错：不该猜忌大臣，不该苛待藩镇，不该让老百姓跟着受苦。最后，他宣布大赦天下，除了朱泚之外，其他造反的藩镇节度使，只要愿意归顺朝廷，以前的罪都不算，还保留他们的地盘和官职。
这道诏书一出来，效果比打十场胜仗还好。那些跟着造反的藩镇节度使，本来心里还怕朝廷算账，一看皇帝都认错了，还不追究责任，纷纷上书归顺。田悦、李纳这些人，赶紧去掉“王”的封号，重新认朝廷当“老板”。就连以前跟朝廷对着干的藩镇，也都派使者来表忠心。
德宗这才敢带着人回长安。回到长安那天，老百姓都站在路边看，有的哭有的笑，德宗看着熟悉又陌生的长安城，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的“中兴之梦”碎了，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提“削藩”两个字了。
回长安之后，德宗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他对官员严格，现在变得宽松了；以前他省钱，现在开始喜欢钱财了；以前他信任大臣，现在开始信任太监了。
为啥会这样？因为他怕了。他怕再得罪大臣，怕再逼反藩镇，怕再被赶出长安。所以他开始“佛系”治国：藩镇只要不造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朝廷不管；官员只要不谋反，贪点钱也没关系；至于朝政，他懒得管，干脆交给宰相处理，自己躲在宫里数钱。
有个叫陆贽的宰相，是个忠臣，看着德宗越来越消沉，就天天上书劝他，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资治通鉴》），让他别再沉迷钱财，要关心老百姓。可德宗根本听不进去，还觉得陆贽太烦，后来干脆把陆贽贬到外地去了。
从这时候起，大唐的朝政又开始走下坡路。藩镇越来越横，节度使们还是父死子继，朝廷只能点头；官员越来越贪，老百姓的赋税越来越重；太监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后来甚至能干涉朝政。德宗自己呢，天天在宫里喝酒作乐，看着库房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才觉得踏实。
德宗晚年，犯了不少糊涂事。他一方面当“甩手掌柜”，把朝政交给宰相，另一方面又不想放权，总怕宰相权力太大，所以经常派太监去监视宰相，还动不动就换宰相。
当时有个宰相叫裴延龄，是个十足的奸臣。他知道德宗喜欢钱，就天天跟德宗说“我能帮陛下搞到很多钱”，其实就是把老百姓的赋税加倍征收，再把搜刮来的钱交给德宗。德宗居然信了，还觉得裴延龄是个忠臣，天天夸他。大臣们都知道裴延龄不是好人，纷纷上书弹劾他，可德宗根本不管，还把弹劾的大臣贬官。
还有一件事，更能看出德宗晚年的糊涂。他以前讨厌藩镇，后来却开始学藩镇的样子，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地方当节度使，让他们替自己搜刮钱财。有个叫李实的官员，被德宗派到京兆府（今西安）当尹，李实上任之后，不管老百姓死活，拼命收税，连灾年都不让减免。老百姓被逼得卖儿卖女，李实却跟德宗说“今年粮食丰收，老百姓过得很好”（《新唐书》）。德宗居然信了，还赏了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