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改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这个烫手又关键的任务后，李成钢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深知这项工作事关重大，牵动着许多像吴鹏一样兢兢业业、却因历史原因卡在工人身份上的基层民警的前途命运，也考验着他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能力。
他首先仔细研读了市局下发的关于第二批“三警改干”的政策文件，吃透了精神，明确了范围。文件规定，改干主要面向在基层治安、派出所、刑事侦查等一线实战岗位工作满一定年限、表现突出的民警（工人身份）。李成钢严格执行这一初始范围，把机关、后勤等非一线部门的人员先排除在外，确保政策资源向真正辛苦的基层倾斜。
接下来是梳理符合基本条件的人员名单。档案室里，堆积如山的个人档案被他一份份调阅、核实。其中遇到一个棘手问题：有些老同志，参加公安工作很早，五十年代甚至更早，那时对文化程度的要求不像现在这么明确，很多人可能只有小学文化，或者压根没有正规的毕业证书。而这次改干，原则上要求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李成钢没有机械地“一刀切”。他反复琢磨文件里关于文化程度要求的表述，发现有一些“经组织认定具备相应文化水平”、“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相应能力”等相对模糊、留有解释空间的字眼。他结合这些老同志的实际情况：他们虽然没有一纸文凭，但在多年的公安工作中，处理复杂情况、撰写简单报告、学习政策法规都没问题，实际文化水平完全达到了初中甚至更高。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同志是公安队伍的基石，很多人经验丰富，在群众中威望高，只是因为历史原因被学历卡住，太不公平。
于是，在整理初步材料时，李成钢对这些没有初中毕业证、但实际工作能力强的老同志，在“文化程度”一栏，审慎地标注为“经核查，具备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能适应工作需要”。他特意附上了简要说明，列举了该同志平时参与学习、处理公文、汇报工作等情况作为佐证。这既是对政策的灵活把握，也是对历史、对老同志的负责。
对于像吴鹏这样的中生代骨干，李成钢的评价则更加侧重实绩。在吴鹏的材料里，他详细列举了其参与侦破的几起有影响的案件（如之前的校园敲诈勒索案、协助抓获“碎尸案嫌疑人”等），强调了其“工作积极主动，勇于担当；业务技能熟练，能独立带领小组完成复杂治安案件查处和突发情况处置；群众基础较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等特点。评价客观，用事实说话，突出了基层所队骨干的核心价值。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是不眠不休的梳理、核对、撰写、修改，李成钢终于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xx分局第二批“三警改干”符合条件人员初步名单及情况说明》连同详实的附件资料，送到了赖局长的办公桌上。
赖局长戴上老花镜，一页页仔细翻看。他看到李成钢严格划定了范围，看到了对那些老同志文化程度的合情合理认定，看到了对吴鹏等骨干民警工作实绩的突出描述，也看到了材料中严密的逻辑和扎实的数据支撑。他边看边不住地点头，脸上的神情从严肃逐渐变为赞赏。
“成钢啊，”赖局长放下材料，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语气带着明显的满意，“这份材料，做得扎实！范围卡得准，情况摸得清，评价写得实，问题考虑得也周全。特别是对那些老同志文化程度的处理，既坚持了原则，又体现了组织关怀，很好！这份初步名单和情况说明，为领导小组决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得到赖局的肯定，李成钢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他知道，自己至少把第一道关把住了，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和优秀人选客观地呈现了出来。
随后，分局党委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确定最终上报的改干名单。李成钢作为工作秘书列席，负责记录和解释材料。会议经过激烈而审慎的讨论，最终敲定的名单，与李成钢提交的初步名单核心框架相差不大，基层一线那些真正有贡献、口碑好的老同志和骨干民警，大部分都保住了。这让李成钢暗自欣慰，觉得自己一个多星期的心血没有白费，基层民警的汗水没有被忽视。
然而，名单最终公布时，还是多了几个“意料之外”的名字。这几个人，李成钢有印象，他们名义上的组织关系挂在某个派出所、治安队或刑警队，但常年被借调在机关科室、后勤部门甚至上级单位帮忙，几乎没在基层一线干过几天。他们的名字能出现在最终名单上，显然不是靠基层实绩。
私下里，有小道消息流传：这几个人，要么是自己家里颇有门路，通过其他渠道硬生生从上面要来了额外的“机动名额”；要么是市局或区里某些领导打了招呼，分局不得不考虑。赖局长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也承受了压力，他尽力做到了相对公平——基层民警的“蛋糕”基本没被动，这些“关系户”用的是额外争取来或上面压下来的名额，算是某种程度的“平衡”。
名单公示后的一天下午，分局政治处办公室里没什么人。一直跟着李成钢做这项工作的年轻民警小吴（刚分配来的中专生），趁着倒水的工夫，凑到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