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会试图引入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然而，这些“超前”的言行，在经验丰富的老公安和按部就班的领导眼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他提出的所谓“创新”建议，往往被一句“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或“需要研究研究”就搁置了。
更致命的是，李成钢在公安局这个极其讲究根基、人脉和“可靠”的地方，是个彻头彻尾的“外来户”。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过硬的老领导提携，在部队积累的那点人脉在地方公安系统里几乎等于零。他试图用部队那套“打点关系”的办法，给科长、处长送点烟酒，但在这潭深水里，这点小动作显得既笨拙又寒酸，反而让人看轻了几分。他引以为傲的“会做人”，在机关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中，显得生硬而刻意。
时间一年年过去，李成钢的“三年规划”成了泡影，五年、八年也过去了。
同批进来、甚至比他晚来的，有背景的、会钻营的、或者只是踏实肯干运气好的，都陆陆续续得到了提拔。只有李成钢，仿佛被钉死在了原地。他从普通民警熬成了股长，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股长，这个在公安系统里最基层的小头目职位，成了他仕途的天花板。他管理的股室，往往也是些吃力不讨好、边缘化的部门。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李成钢变得日益消沉和愤懑。他觉得自己一身“屠龙术”无处施展，是体制埋没了他这个“人才”。他开始消极怠工，对领导阳奉阴违，对同事也爱答不理，身上那股在部队和刚入警时的锐气，早已被磨成了尖酸刻薄的怨气。他觉得自己看透了，这地方“没意思”。
历史的车轮轰然驶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机关里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查、调整和人事变动。李成钢这种“根基浅”、“能力平平”又“思想复杂”、“表现消极”的干部，自然进入了组织视野。更关键的是，在几次关键的政治表态或人事站队中，李成钢那种“穿越者”带来的“上帝视角”和实用主义心态，让他表现得有些“反复横跳”、“立场不够坚定”。这在强调“忠诚可靠”、“路线清晰”的年代，是极大的减分项，甚至可以说是硬伤。
领导们私下议论：
于是，在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调整会议上，李成钢的命运被决定了。谈话，语重心长：
“平调重用”？李成钢听着这四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从堂堂公安局的一个股长，调到一个酱油厂的保卫科当股长？这明摆着是流放！是嫌弃他碍眼了！什么“发挥所长”，什么“责任重大”，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他感到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想拍桌子质问，但看着领导那张不容置疑的脸，以及对方眼中那丝不易察觉的疏离，他最终像泄了气的皮球，咬着牙，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感谢…组织信任，我…服从安排。”
酱油厂一个区办企业。保卫科，更是厂子里最边缘的部门之一，主要工作就是看大门、巡逻、抓抓小偷小摸。李成钢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警服（他固执地认为这能提醒别人他“曾经”的身份）来到厂里，迎接他的是老旧的办公楼、懒散的保卫干事和工人们偶尔投来的、带着些许好奇或漠然的目光。巨大的失落感和屈辱感日夜啃噬着他。他试图在厂里也建立起一点“权威”，但这里不是公安局，他那套在机关里都吃不开的做派，在工人堆里更显得可笑。他变得更加孤僻、易怒，整天阴沉着脸。
时代的洪流无情冲刷着一切。放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酱油厂这样缺乏竞争力、负担沉重的老国企，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产品滞销，连年亏损，工资开始拖欠。
李成钢在保卫科股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他眼睁睁看着厂子一天天破败下去，从拖欠工资，到变卖设备，再到彻底停工。曾经轰鸣的车间变得死寂，厂区杂草丛生。他管理的保卫科，也从几个人，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光杆“股长”——因为其他人要么调走了，要么自己出去找活路了。
终于，一纸冰冷的文件宣告了酱油厂的破产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全厂职工的下岗分流通知。李成钢，这个曾经的退伍军人、三等功臣、公安分局股长、酱油厂保卫科的股长，拿着那张薄薄的“下岗证”和一点点微薄的买断工龄的钱，茫然地站在厂门口。
他环顾着这片倾注了他十几年光阴（虽然是不甘不愿的光阴）如今却一片狼藉的厂区，看着那些同样拿着下岗证、神情麻木或焦虑的昔日工友，再看看手里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纸片，一种巨大的、荒谬的、被时代彻底抛弃的虚无感席卷了他。
他算计过入党，算计过立功，算计过分配个好单位，算计过在体制内往上爬……他用尽心思，却始终没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以为披上“虎皮”就有了护身符，却不知在时代的浪潮和体制的规则面前，个人的那点小聪明和曾经的“荣光”，是如此不堪一击。从雄心勃勃的“穿越者”，到无人问津的下岗老工人，李成钢的人生轨迹，画上了一个充满讽刺和悲凉的句号。那身曾经代表身份和野心的“虎皮”，早已在岁月中褪尽了颜色，连同他曾经的幻想，一同湮灭在国企倒闭的烟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