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是全国下岗潮的开端。
这个时间点，对于奉省和东三省来说，更是巨变的起点。
身处局中的江振邦来说，他太清楚这个时间节点意味着什么。
这是分水岭，预告着凛冬将至。
去年，省里才确立了一百户试点单位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步子迈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蹒跚。
即便兴科这匹黑马横空出世，在这个庞大的工业巨兽面前，也不过是挠了一下痒痒，根本无法撼动全省国企改革那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总进度。
如果不加干预，按照原本的历史轨迹，这种温吞水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明年下半年。
直到那场席卷全亚洲的金融风暴呼啸而来，成为了倒逼国内国企改革提速的关键一脚。
97同年9月份，中枢在大会上提出了“三年脱困”的目标。
这个目标，对于那些产业多样、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来说，或许是一次阵痛后的新生。因为它们普遍更早进入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工作进行的比东三省更早，进度也更快，私营企业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能吸纳那些从国企下岗的劳动力。
但东三省不行，在这里，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
1996年，奉省的国有工业资产总额，占全省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70%以上，这是一个恐怖的比例，且多为资源型、重资产企业，产业结构单一。
很多市和县，发展历程都是“先有工厂后有城市”的模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船大难掉头，这意味着一旦国企这艘大船出问题，整个地区的经济就会出现坍塌式的连锁反应。
而当时虽已完成了分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却还处于过渡期，并不成熟。中枢秉着谁家孩子谁抱走的态度，在前中期没有给地方什么实质性的支持。
税源急剧萎缩的地方面对这些国企，根本无力解决，只想着晚死一天是一天。
但等到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加剧了经济困境，加上中枢提出的三年脱困目标，东三省的国企改革工作也不得不为之提速……
这一提速，就是没有半点缓冲的硬着陆。
为了甩包袱，为了所谓的效率，为了让那部分群体利益最大化，一场近乎休克疗法的改革将会在这片土地上推行。
自由化、私有化、去工业化。
三管齐下，塌了。
所以如今奉省的下岗潮，只是小浪花，是毛毛雨。
从96年开始，往后一年比一年惨烈，97年启动，直到1999年，下岗潮到达顶峰。
二十世纪后，余震仍一波接一波。这三个地区也很有福气的，开始享受起了罕见的农业和工业剪刀差的双重收割。
那时候，三省的社会状况会惨烈到让人不敢直视，就像解体的联盟一样。
即便后世拍摄了很多影视剧，都将这个时间段为背景，但没有一部影视作品能把真实情况演绎出来，因为播不出来，太苦了。
大家都在下岗，街头上每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半是下岗职工。
下岗之前，他们就被拖欠了数月甚至一年的工资，家无余财。
这种情况下，当地经济直接崩盘，没有消费，没有就业。
下岗工人也没有土地，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
身强力壮的可以借钱孤注一掷去外出务工，年老体弱或拖家带口的，为了活下去，尊严变得一文不值。捡垃圾吃，卖血为生都是好的……
围攻警察局，攻打政府，卧轨阻拦火车……恶性治安案件不断，各种**也层出不穷。
为什么？
因为真的活不下去了。
那时候没有完善的五险一金制度，更没有什么社会救济体系。
关于改革中下岗职工的安置制度，也出台得相当滞后，执行得更是千疮百孔。
有资产的国企被并购，职工下岗还能领一点少得可怜的买断工龄钱。但这笔钱，很快就会在几年后货币的疯狂贬值中被收割殆尽。
对于那些资不抵债、卖不上价，或者官商勾结将厂子贱卖的，工人们的命运就只能指望地方财政。
可一方面是贪腐横行，另一方面，本就捉襟见肘的省市县三级政府，既拿不出钱，也不愿意拿出钱来安置这些“包袱”。
最终的结果就是，无数下岗职工连一分钱补偿都拿不到。
更惨的是那些为国家工业奋斗了一辈子，落下一身职业病的老工人。
以前靠厂里报销医药费，靠着厂子的锅炉取暖，厂子没了，医保和社保还没建立或完善，凛冬一至，他们只能在冰冷的筒子楼里，闭上眼睛去“享福”了。
江振邦记得一组冰冷的数据，直到2001年，奉省仍有超过六成的下岗工人补偿款被拖欠，再过二十多年，依然有许多人没能领到那笔本该属于他们的钱。
他们也注定领不到了，很多人下岗工人连第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先烈和军人的牺牲，换来了国家的建立与来之不易的和平；
农民的牺牲，换来了国家从无到有的工业基础；
这一轮的国企改革下岗潮，就是工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