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庭的窘迫、她极力维持的、那层薄如蝉翼的“体面”，映照得千奇百怪，无所遁形。
从今天起，不，从母亲在前台喊出那句“我是她妈，让她出来！”开始，她张艳红，在丽梅集团，甚至在更大范围的职场圈子里，就不再仅仅是那个“新来的”、“总裁似乎有点关注的”、“有点潜力但很吃力的”行政专员了。她将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符号——那个“家里一团糟、老妈闹到公司来”的可怜虫，那个“公私不分、连家事都处理不好”的麻烦精，那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拖累和故事”的八卦中心。
苏晴会怎么想？那些平日里就对她不冷不热、或明或暗排挤她的老同事，又会如何借题发挥？林薇那冰冷的、不带任何情绪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她眼里，这只是一起需要被迅速处理的、扰乱办公秩序的“事件”，而她张艳红，则是这起事件的源头和麻烦制造者。那么韩丽梅呢？那个将她从面试中捞出，又用近乎残酷的方式“培养”她的总裁，如果知道了今天这场闹剧，又会作何感想？是失望于她的“不专业”、“不成熟”，还是彻底将她划入“不堪大用”、“家庭负担过重”的范畴，从此打入冷宫？
不，韩丽梅很可能已经知道了。林薇出现了，就意味着事情已经报到了那个层面。以林薇的严谨和韩丽梅对信息的掌控欲，此刻，一份关于“行政部员工张艳红家属未经预约强行闯入、在前台喧哗、影响办公秩序”的情况简报，或许已经躺在韩丽梅的办公桌上了。
胃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痉挛般的抽痛，让她猛地弓起身子，额头上瞬间冒出细密的冷汗。这疼痛如此熟悉，又如此应景，仿佛是她身体对这场精神凌迟的同步抗议。她想吐，喉咙里泛上一股酸涩的苦水。但胃里空空如也，只有冰冷的绝望在翻搅。
半个小时。林薇给的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像一个倒计时的沙漏，悬在她头顶，沙粒无声流泻，每一粒都代表着她在丽梅集团、在这个她拼命想要抓住的、或许能改变命运的平台上，所剩无几的尊严和机会。半个小时之后，她必须走出这扇门，擦干眼泪，整理好衣衫，抚平所有崩溃的痕迹，重新戴上那副平静的、专业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的面具，回到她的工位，面对那些或许含蓄、或许直白的目光，继续她未完成的工作——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那个刚刚接手、庞大复杂的“滨海新城”项目的前期筹备，那些需要“协助林薇”的、未知而充满压力的任务。
她能做得到吗？
她抬起头，透过朦胧的泪眼，看向会议桌上光滑如镜的深色桌面。那上面，隐约倒映出她此刻的样子——头发凌乱，眼眶红肿，脸上泪痕交错，妆容早已花得一塌糊涂，精心描画的眼线晕开，在眼周形成两团乌青，嘴唇苍白干裂，沾着暗红的血痂。身上的职业套装，在刚才的拉扯和瘫坐中，变得皱巴巴，沾上了灰尘和泪渍。
如此狼狈，如此不堪，如此……可笑。
这就是她。一个试图在大城市、在大公司里挣扎求存、想要抓住一点点改变命运的可能的乡下女孩。一个被家庭的重担拖拽着、几乎要溺毙的“孝女”。一个在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夹缝中，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的可怜虫。
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双腿却酸软无力，像灌了铅，又像是踩在棉花上。尝试了两次，才勉强扶着冰冷的墙壁，摇摇晃晃地站直身体。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她不得不闭上眼，等待那阵天旋地转的感觉过去。
走到墙边，那里嵌着一面小小的仪容镜，平日里是给参会者整理衣冠用的。此刻，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她全部的狼狈。她看着镜中的自己，那个陌生而脆弱的女人，眼中只剩下空洞的麻木和深不见底的绝望。
从随身那个廉价的通勤包里，她颤抖着手，摸索出皱巴巴的纸巾，和一支用到只剩短短一截的、颜色暗淡的口红。拧开口红盖子，对着镜子，试图涂抹。但手抖得厉害，根本对不准唇线，暗红色的膏体歪斜地划出唇外，在她苍白失色的脸上，留下一道滑稽而刺目的痕迹，像一道狰狞的伤口。
她停下来，看着镜中那个更加怪异、更加可悲的自己，忽然觉得这一切都荒诞得可笑。她在这里做什么？补妆？试图用一点点劣质的色彩，掩盖住满脸的泪痕和崩溃的痕迹？试图粉饰太平，假装刚才那场撕心裂肺的哭诉、那场将尊严碾碎成渣的闹剧，从未发生？
“哈……”&bp;一声短促的、破碎的、介于冷笑和呜咽之间的声音，从她喉咙里逸出。她抬起手，用那脏污的纸巾，狠狠地、用力地擦过嘴唇，将那抹歪斜的口红和血痂一起抹去，直到嘴唇传来火辣辣的疼痛，直到那片皮肤被擦得通红，几乎要破皮。
不够。擦不掉。那些目光，那些议论，那些藏在心底的评判和即将到来的审视，是擦不掉的。这场母亲带来的、毁掉她所有努力和仅存体面的风暴，留下的痕迹，是擦不掉的。
视线再次模糊，滚烫的液体重新涌上眼眶，顺着脸颊滑落，冲开刚刚被纸巾擦拭过的皮肤，带来更深的刺痛。她抬手捂住脸，温热的泪水从指缝间渗出。这一次，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肩膀剧烈地、无声地耸动着，像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