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庭在1984年前后的情况。”&bp;韩丽梅的目光，变得锐利了一些，仿佛穿透了时光，看向那些尘封的档案。
“在北河省林安县人民医院的旧档案里，调查员找到了一份1984年7月的出生登记存根。产妇姓名：王桂芝。婴儿性别：女。出生日期：1984年7月15日。”&bp;她一字一句地报出这些信息，目光紧紧锁着张艳红，“这个日期，与你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一致，对吗？”
张艳红僵硬地点了点头，喉咙像被堵住。7月15日，确实是她的“生日”。可是……档案？三十多年前的档案？
“在那份存根的备注栏，”&bp;韩丽梅的语速放缓，每个字都刻意加重了分量，“有人用笔添加了字迹，后来又被涂抹过。但在特殊技术还原下，可以辨认出几个字：‘双女。送。’”
“双女。送。”
这三个字，像三把淬了毒的冰锥，狠狠地扎进了张艳红的心脏！她的身体剧烈地一颤，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连嘴唇都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
双女？送？
难道……难道妈妈当年生的……是双胞胎？所以她是“双女”之一？那个“送”字……是指把其中一个……送走了？！不！这不可能！妈妈从没提过！她一直都是家里的“老二”，上面只有一个哥哥！什么双女？！一定是弄错了！对，档案肯定弄错了！或者……或者是韩丽梅在骗她！她怎么能仅凭一份几十年前的、被涂抹过的破档案就……
“不……你胡说……”&bp;张艳红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充满了惊惧和抗拒。
韩丽梅没有理会她虚弱的否认，继续用那种平静到残忍的语调推进：“随后，调查员走访了当年在那家医院妇产科工作、如今已经退休的一位护士。她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但在看到档案和一定的提示后，回忆起了一些片段。”
她的目光，如同冷静的摄像机镜头，记录着张艳红脸上的每一丝变化。
“她记得，产妇王桂芝，家里很穷，丈夫好像摔伤了，瘫在床上。生的是个女儿，生下时很瘦弱，哭声都没力气。产妇在产房里一直哭，说养不起，想送人……后来，好像真有人来抱走了孩子，据说是南边的远房亲戚介绍的，不能生育的夫妻，给了点钱，就当营养费。”
护士的回忆，与档案上“送”的字迹，形成了冰冷的印证。
张艳红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耳朵里嗡嗡作响，韩丽梅的声音变得忽远忽近。母亲……在产房里哭？说养不起？想送人？不……妈妈从没说过……她只说自己命苦，生了两个都是丫头，奶奶不高兴……
“同时，关于户籍的核查也发现了疑点。”&bp;韩丽梅的声音，将她从眩晕的边缘再次拉回，“在你的家庭户籍变动记录上，1984年8月，王桂芝户下登记了一个‘次女’，名字是‘张小花’，出生日期1984年7月15日。而在1985年底，这个‘张小花’被注销或‘迁出’。几乎同时，1986年初，又登记了‘次女’张艳红，出生日期同样是1984年7月15日。”
她看着张艳红，目光如炬：“一个家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用同一个出生日期，登记又注销了一个女儿，然后又登记了另一个女儿。这在逻辑上，很难用普通的人口变动来解释。最合理的推测是：1984年7月出生的女婴（张小花）被送走，而后来出生的你（张艳红），使用了被送走姐姐的出生日期进行登记，以规避当时的超生罚款或其他问题。”
“我不是……我不是……”&bp;张艳红猛地摇头，泪水终于决堤而出，混合着巨大的恐慌和认知颠覆的痛苦，“我不是什么张小花……我是张艳红……我爸妈从来没说过……你骗我……你调查的都是假的……”
她的否认，在韩丽梅层层递进、逻辑严谨的“证据链”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那些模糊的童年记忆碎片——母亲醉酒后的咒骂“那个赔钱货”、家里饭桌上永远空着一个位置、父亲看着远方沉默抽烟时眼底深处难以言喻的痛苦、还有邻居偶尔投来的、带着复杂意味的目光……所有这一切，此刻都被韩丽梅冰冷的叙述串联起来，指向一个她从未敢深想、也从未被明确告知的、黑暗的真相。
“我没有必要骗你。”&bp;韩丽梅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一种终结性的力量，“这些调查结果，交叉印证，逻辑清晰。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在1984年夏天，你的生物学父母，因为家庭极端贫困、父亲伤残、计划生育罚款压力等多重困境，将他们刚刚出生的第二个女儿（也就是我），送养给了他人。而你，张艳红，是在我被送走大约一年半后出生的女儿。但你使用了我的出生日期，以规避超生处罚，也或许……是某种心理上的替代或补偿。”
她终于说出了最终的结论。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种尘埃落定般的、沉重的平静。
“那份DA报告上‘>&bp;99.99%’的概率，就是对这个事实的最终科学确认。你和我，是同父同母的生物学姐妹。我是那个在1984年被送走的‘张小花’。而你，是那个在1986年出生、却顶着我的生日、在那个家庭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