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小心地翻动。纸张很脆，翻动时发出“沙沙”的、仿佛随时会碎裂的声响。每一页，都记录着几十年前在这家医院诞生的新生命的信息：母亲姓名、婴儿性别、出生时间、接生人员、有时还有简单的备注。
字迹大多是蓝色或黑色的钢笔字，经过近四十年的时光侵蚀，很多已经洇开、褪色，变得模糊难辨。有些页面还沾有可疑的污渍（可能是血渍、药渍或水渍）。记录格式也很不规范，有的详细，有的潦草，体现了那个年代基层医院管理的粗放。
老方的心沉静如水，目光像最精密的扫描仪，一页一页，快速而仔细地扫过那些泛黄页面上的信息。手电筒的光柱随着他的视线移动，在那些承载着生命起点、也承载着无数家庭悲欢的陈旧字迹上流淌。
时间在寂静、潮湿、充满尘埃的档案室里缓慢流逝。只有纸张翻动的细微声响，和两人压抑的呼吸声。窗外，秋雨依旧哗啦啦地下着，雨声被厚重的墙壁阻隔，变成沉闷的背景音，更衬出室内的死寂。
老王早已失去耐心，靠在门边，掏出一根廉价的卷烟，想点燃，又看了一眼全神贯注的老方和那些脆弱的纸张，悻悻地把烟塞回耳朵上，无聊地用手电筒光柱照着角落里结网的蜘蛛。
老方对这一切浑然不觉。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指尖下那一页页翻过的历史尘埃之上。他在寻找一个日期：1984年7月。以及一个名字：王桂芝。
终于，在翻过了大约三分之二厚度，纸张状态越来越差（受潮更严重）的后半部分，他的手停住了。
手电筒的光柱，定格在页眉处模糊的日期标记上：1984年7月。具体日期需要仔细辨认。他凑近了些，几乎能闻到纸张散发出的、带着铁锈味的潮湿气息。
一列，一列看下去。
忽然，他的目光一凝。
在七月下旬的某几行记录中（具体日期字迹被水渍晕染，但根据前后顺序推断，应是15日左右），他看到了那个名字：
母亲姓名：王桂芝。
字迹是蓝色的，有些潦草，但能辨认。性别栏：女。出生时间：凌晨（具体时刻模糊）。接生人员签字：一个花体签名，难以立刻辨认。
而他的目光，死死锁定了“备注”栏。
那里，在记录信息的空白处，有人用不同于登记笔迹的、更细的钢笔，添加了一行小字。这行字似乎后来被试图涂抹过，留下了明显的、凌乱的划痕和墨团，但并未完全掩盖。在强光手电的侧光照射下，结合老方专业的辨识能力，他勉强辨认出了那几个字：
“双女。送。”
“双女”？什么意思？双胞胎女儿？但记录上只登记了一个女婴。还是指这已经是第二个女儿了？结合之前调查中关于韩丽梅可能有个“姐姐”的模糊信息，这个“双女”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而后面那个“送”字，虽然被涂抹，但笔画结构依稀可辨。一个冰冷的、简单的动词。在这个语境下，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更让老方目光微缩的是，在这行被涂抹的小字旁边，空白处，有一个用钢笔随手画下的、不起眼的符号。那符号很简单，像是两笔划出：一个躺倒的“L”形状，旁边加一个点，或者一个极短的竖。看起来……有点像某个姓氏的缩写，或者一个特殊的标记。
他立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高分辨率的便携式扫描仪（经过特殊改装，光线柔和，不伤纸张），调整好角度和光线，对着这一页，特别是“王桂芝”那一行、被涂抹的备注和那个奇怪的符号，进行了多角度、多光线的精细扫描。扫描仪的指示灯发出微弱的红光，在昏暗的档案室里，像一只沉默的眼睛，记录下这些即将湮灭的证据。
做完扫描，他没有立刻合上册子。而是继续往后翻了几页，查看后续几天的记录，确认没有其他关于“王桂芝”或相关可能性的登记。然后，他又往回翻了几页，看了看七月上旬的记录，同样没有发现。
做完这些，他小心地将册子合拢。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一个易碎的婴儿。然后，他将册子按照原样，塞回那个锈蚀的铁皮柜最底层，并将之前挪开的杂物，尽量按照记忆复原回去——虽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至少不至于显得太突兀。
“王师傅，可以了。我们走吧。”老方摘下手套，对门口已经昏昏欲睡的老王说道，声音依然平静。
老王一个激灵醒来，连忙点头：“哦，好，好。”
两人走出档案室，老方回身，轻轻带上那扇吱呀作响的绿漆木门，将那股浓重的霉味和陈旧时光的气息，重新锁在了身后。
走廊里灯光昏暗，空气依然潮湿，但比档案室里好了太多。老方从耳朵上取下那根烟递给老王：“辛苦了，王师傅。一点心意。”
老王有些意外，搓着手接过，脸上露出笑容：“哎，领导您太客气了……这点小事……”
老方没再多说，对他点了点头，转身朝着楼梯走去。脚步声在空旷的老旧楼道里回响。他的背影挺直，步伐沉稳，仿佛刚才在尘埃和霉菌中那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只有他自己知道，指尖似乎还残留着那脆弱纸张的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