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感到眩晕和不真实。她快步走向员工电梯，避开主电梯区——那里通常属于高管和访客。在拥挤的员工电梯里，她缩在角落，盯着不断变化的楼层数字，心里默数着。
又是新的一天，又是与那个高高在上的女人、与那些她完全不懂的工作、与那些她无法融入的同事，再次近距离接触的一天。
然而，对她而言，在丽梅集团的八小时工作，并非一天的终点，而只是另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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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六点三十分，张艳红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丽梅大厦。
晚高峰的地铁站依然拥挤，但她已经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穿梭其中。这一次，她的目的地不是城中村，而是位于城市另一端的商业区——那里有一家全国连锁的快餐店，她每周有四个晚上在那里兼职。
快餐店的兼职是她在网上找到的，时薪低得可怜，但好在时间灵活，且日结一部分现金——这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家里的汇款要求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仅靠丽梅集团那份试用期工资，扣除房租和最基本的生活费后，所剩无几。
七点十五分，她抵达快餐店。在员工更衣室匆匆换上一套红黄相间的制服——化纤面料，不太透气，还带着前一个穿着者留下的淡淡汗味。她用最快的速度将头发重新扎紧，戴上帽子，对着斑驳的镜子检查自己的仪容。镜中的自己眼圈更深了，嘴角因为长时间保持礼貌性微笑而有些僵硬。
“艳红，快点！晚高峰开始了！”领班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带着不耐烦。
“来了！”她赶紧应声，小跑着进入前厅。
快餐店的繁忙与写字楼的繁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这里充斥着炸鸡的油烟味、孩子的哭闹声、顾客催促的喊声，以及收银机不断开合的“咔嗒”声。张艳红被分配到点餐收银岗——这是最累也最容易出错的岗位。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什么？”她脸上挂起标准化的笑容，声音尽量保持轻快，尽管喉咙因为一天说话已经有些沙哑。
顾客们形形色色：有下班后懒得做饭的年轻白领，有带孩子来“奖励”一顿的家长，有约会的情侣，也有疲惫的打工者。他们点餐的速度或快或慢，要求各不相同——这个要少冰，那个要额外番茄酱，这个对花生过敏，那个要确认是不是现炸的……
张艳红的手指在触摸屏上快速点击，同时要准确报出金额，收钱找零，还要时不时回答顾客的问题：“套餐里的饮料可以换吗？”“薯条可以加大吗？”“卫生间在哪里？”
她的脑子必须高速运转，不能出错。一次点餐错误，可能意味着顾客投诉，而投诉意味着罚款，甚至可能丢掉这份宝贵的兼职。她的动作已经相当熟练——这是过去几个月在类似场所打工练就的本能。但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因为稍有分神，就可能把“中可乐”点成“大可”，或者算错找零。
八点半左右，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到柜台前。男人看起来心情不佳，皱着眉头看菜单。
“两个汉堡套餐，都要牛肉的，一个薯条加大，可乐都要去冰。”男人语速很快。
“好的，牛肉汉堡套餐两份，一份薯条加大，两杯中可乐去冰，一共是六十七元。”张艳红快速操作着。
男人递过一张百元钞。张艳红找零，然后将小票和找零一起递过去：“您好，找您三十三元，请到旁边稍等取餐。”
男人瞥了一眼小票，突然提高了声音：“等等！我要的是中可乐，你这小票上怎么打的是大可乐？想多收钱啊？”
张艳红心里一紧，连忙仔细看屏幕——果然，刚才操作时手快，不小心点成了“大可乐”。她连忙道歉：“对不起先生，是我操作失误，我马上给您改过来……”
“改过来？我都等半天了！你们这些人做事能不能认真点？”男人不满地敲着柜台，“知道我时间多宝贵吗？快点！”
“真的很抱歉，马上就好……”张艳红手忙脚乱地操作退单重开，额头上渗出细汗。她能感觉到后面排队顾客投来的不耐烦的目光，领班也朝这边看了一眼，眼神里带着警告。
重新下单，出小票，再次道歉。男人冷哼一声，拿过小票走了。张艳红松了一口气，但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她深吸一口气，对下一位顾客挤出笑容：“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什么？”
这样的小插曲在快餐店工作中并不少见。有时是顾客无理取闹，有时确实是她们忙中出错。无论哪种，最后承受压力和责难的，总是她们这些最底层的员工。
晚上十点，快餐店打烊前的最后一批顾客离开。张艳红和另外两个兼职的女生开始做闭店清洁——擦桌子、拖地、清洁卫生间、清点收银机。她的腰已经酸得直不起来，脚踝因为长时间站立而肿胀疼痛，嗓子干得像要冒烟。
“艳红，3号桌下面还有薯条渣，没擦干净。”领班检查时指出。
“我马上重擦。”她哑着声音说，没有争辩，拿起抹布蹲下身。地板砖的缝隙里塞着细小的食物残渣，必须用指甲一点点抠出来。她的指甲缝里塞满了污垢，但此刻已顾不上这些。
十点四十分，终于下班。领班将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