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穿短袖了？”
徐军收回目光，从包里拿出一本《广交会参展商手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对，去广州。”
“咱们是从冬天往春天跑。等到了那，咱们就不是土包子了，咱们是中国商人。”
列车一路向南，穿越山海关，跨过黄河，越过长江。
窗外的景色，从苍茫的黑白，逐渐变成了嫩绿、翠绿，最后是繁花似锦。
徐军靠在车窗上，感受着气温一点点升高。
他知道，一场属于他的商业风暴，即将在那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珠江之畔，正式登陆。
“呜！”
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叹息，这列从北方一路哐当了三天三夜的绿皮巨龙，终于趴窝在了终点站。
车门一开，一股湿热的，夹杂着霉味、尾气味和莫名花香的热浪，像是堵无形的墙，把刚下车的二愣子撞了个趔趄。
“妈呀！哥！这……这是进了澡堂子了吗？”
二愣子背着比他还宽的大帆布包，一只手死死拽着徐军的衣角，另一只手不停地抹汗。
他身上还穿着李兰香给缝的厚棉裤，里面还有红秋裤。
在这气温接近二十五度的广州，他就像个刚出炉的热包子，浑身冒热气。
徐军穿着那身利索的灰色中山装，虽然也热，但他神色泰然。
他站在出站口，看着眼前这片黑压压的人海。
这就是1984年的广州。
此时的广州火车站，是全中国最疯狂、最混乱，也最充满希望的地方。
满大街都是色彩。
不像东北清一色的灰蓝黑。这里的人穿得那是花里胡哨。
男的穿着喇叭裤，裤腿大得能扫地，戴着遮住半张脸的蛤蟆镜。
女的穿着红裙子，烫着爆炸头，踩着高跟鞋。
“得得得。”
不远处，几个留着长头发的小青年，扛着双卡收录机，里面放着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曲，大摇大摆地走过。
二愣子看傻了眼，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
“哥……他们那是……那是干啥呢？那男的咋留长头发？流氓啊？”
徐军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闭嘴。少看，少说，跟紧我。”
“到了这，这就叫时尚。这满大街走的，可能一半是倒爷，一半是万元户。”
出了站，最大的难题不是热，是住。
正值春季广交会（虽然此时离正式开展还有几天，但各路客商早已云集），广州所有的招待所、宾馆几乎全部爆满。
徐军带着二愣子，沿着流花路一连问了三家国营招待所。
“有房吗？”
服务员眼皮都不抬，手里织着毛衣：
“满了！没看门口牌子啊？”
或者就是：“有房，要外汇券，你有吗？”
二愣子急了：“咱有介绍信！省里的！”
服务员翻了个白眼：“那也没用。除非你有部里的条子。现在的床位，比金子都贵。”
徐军心里有数。这时候来广州，要是没提前预订，想住正规宾馆那是做梦。
他没再纠缠，带着二愣子钻进了一条狭窄的巷弄。
这里虽然破旧，但却是各路散兵游勇的聚集地。
终于，在一栋挂着安旅社牌子的骑楼下面，徐军谈妥了一间房。
位于顶楼，没有窗户，只有个嗡嗡响的小吊扇。
价格却黑得吓人，五块钱一晚。
“五块？！抢钱啊？”
二愣子心疼得直哆嗦。
徐军直接掏钱拍在柜台上：
“住！不住今晚就得睡马路牙子。在这地方，能有个窝就不错了。”
安顿好行李，换下那身要命的棉裤，两人下楼找食儿。
街边的大排档，烟火缭绕。
徐军点了两碗云吞面，又要了一份干炒牛河。
面上来了。
二愣子看着那只有巴掌大的小碗，里面漂着几个像金鱼尾巴似的小馄饨，还有一小撮细得像钢丝的面条。
“哥……这南方人是喂猫呢？”
“这也吃不饱啊！还没咱家吃饭的碗盖大呢！”
徐军挑起一筷子竹升面，吹了吹：
“尝尝吧。这叫精致。”
“在老家，咱们是为了填饱肚子。在这儿，人家是为了品味。”
“而且，这碗面看着小，里面的虾仁可是真材实料。”
二愣子吸溜了一口，眼睛亮了：
“嗯！鲜！真鲜！这汤里有海味！”
虽然嘴上嫌弃碗小，但这小子两口就把一碗面干进去了，连汤都喝了个精光。
吃完饭，天色擦黑。
广州的夜，才刚刚开始。
路边的霓虹灯亮了起来，红的绿的，闪烁着让人迷醉的光芒。
徐军带着二愣子，溜达着来到了流花路附近。
远远地，一座宏伟的苏式建筑矗立在灯火阑珊处，广州流花展馆。
那里，就是未来几天他们要厮杀的战场。
此刻，展馆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甚至能看到有武警在巡逻。
进进出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