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眸子里，第一次泛起了剧烈的波澜，像深潭被投入巨石，涟漪层层荡开。
“可录。”她的声音嘶哑，却掷地有声，“但每一卷，都须加盖‘非授勿阅’之朱印。凡窃阅者，以盗窃军国重器论处。”
“允。”我毫不犹豫地点头。我知道，她守的不是秘密，而是秩序。
解决了最关键的“器械卷”，我立刻传信，将远在夜郎的轲生召回咸阳。
这个巡行院最优秀的学生，如今已是信风使团里能独当一面的分队领使。
他赶回咸阳时，一身风尘，面庞被西南的烈日晒得黝黑脱皮，颧骨处裂开细纹，渗着血珠；眼神却如淬火的精钢，锐利逼人。
进门时靴底带进泥屑，踩在青砖地上留下潮湿印痕，一股南方雨林的腐殖气息随之弥漫开来。
我当即任命他为“农经勘访使”，命他从新录取的工经院学生中挑选十人，即刻出发，分赴岭南、敦煌、伊犁三地。
“纸上得来终觉浅。”我指着案上草拟的农科条目，对他说，“我要你带着他们，把书上写的每一个字，都去实地复验一遍。双季稻的谷种，究竟泡水几分才能发芽最快？火薯的藤蔓，剪去几寸才能让块茎长得最大？雾盘下的沙地，浇水几日才能种下第一颗菜籽？我要的不是估计，是铁一般的数字。这部书，必须是用你们的脚印，踩着万里黄沙、冻土与泥泞，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轲生没有多言，只重重叩首，额头撞地之声沉闷如鼓，眼中燃起烈火：“属下，领命！”
此后两月，赤壤堂灯火不熄。
十二卷分科陆续确立，各路能工巧匠或被征召，或自愿来投。
农科试种双季稻，田埂边插满标记木牌，随风摇曳；冶科开炉炼新钢，铁水奔涌如赤蛇，映红半边夜空；医卷始录针砭之术，铜人模型上密布刻度，银针轻触穴位即发出微鸣。
一部前所未有的《工经大全》，正在黄沙与墨香中缓缓成型。
八月初七，在无数次飞鸽传书与实地校正后，首卷《火薯耕作法》初稿完成。
我亲自抱着那厚厚一叠绢帛，赶赴少府监，请调了二十名咸阳城中最好的抄工，辟出专室，命他们昼夜誊抄。
笔尖划过绢面，沙沙声连成一片，宛如春蚕食叶。
墨香浓郁，熏得人头脑微晕。
李斯闻讯而来。
他站在灯火通明的抄写房外，接过我递上的一页样稿，目光一扫，神情便凝重起来。
“‘每亩留苗三百六十株，株距一步半，行距两步。去顶宜在白露前三日，巳时为佳’”他低声念着，手指下意识地在袖口摩挲，仿佛在丈量那精确到寸的农事节奏，“赤壤君，你这写的不是农书，是律法。”
我微微一笑，没有言语。
我就是要它如律令般，不容置疑，不可违背。
然而，律法总会触动旧规。
次日早朝，某博士于殿前伏地进言：“闻有妇人执笔，纂修百工之法，恐乱祖制！”言罢，群臣侧目，气氛骤紧。
我命人将此议原文抄录，张贴于赤壤堂外的院墙上，并在旁边另附一告：“凡能当面指正《工经大全》疏漏者，一字千金；凡敢署名于此者，赐金十两，以彰其胆气。”
此后七日，墙下围观者众，却再无一人敢当面质疑，更无一人敢署名。
九月十三，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按部本班之时，轲生自敦煌星夜归来。
此前八月初九已有急报飞鸽传来：“井水渐浅，民多惶恐。”我当时正忙于校订《水利卷》，未及深究。
此刻，他冲入赤壤堂，未及行礼，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用湿布层层包裹的匣子，布面尚带潮气，滴落几滴水珠在地。
“君上！”他声音嘶哑，带着一丝惊惶，“党河上游，二十里内的井群，水位下降了三尺！当地老人说，自开春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景象。属下怀疑，是是雾盘架设过密，吸走了天地水汽，伤了地脉！”
我心头猛地一震，快步上前打开匣子，里面是一块干裂的陶片，正是当地的土样。
指尖轻触，粗糙皲裂，仿佛触摸到一片垂死的土地。
我只算计了产出，只算计了效率，却忽略了最致命的一点——生态反噬！
我当即召来墨鸢与宫中太医令连夜会商。
太医令看过土样，听完陈述，脸色煞白：“西北本就风高土燥，民众多有肺腑之疾。若地下水脉枯竭，土地沙化，不出十年，敦煌绿洲恐将变回死地，届时人畜难存，此非天灾，乃人祸也！”
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背脊，衣衫贴在身上，凉意刺骨。
我放下朱笔，手心全是冷汗。
那一道命令，不只是暂停六座雾盘，更是向我自己亲手点燃的革新之火，泼去了一瓢冰水。
成功太容易让人盲目。我们算尽了人力，却忘了天地也有脾气。
连夜提笔，用朱砂在已经定稿的《水利卷》上，重重写下批注：“凡引水灌溉，取用不得过三成，养地须留二分湿，违者以渎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