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假的一周，安可儿过得像一场高强度、无休止的法律与财务速成课。张叔介绍的律师团队和她进行了几次冗长而细致的会议，逐条梳理安建国留下的债务、资产、担保以及可能涉及的个人责任边界。数字庞大得令人绝望，条款复杂得让人头晕目眩。白芳芳几乎完全无法参与，只是不停地哭泣和抱怨命运。安可儿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一切，强迫自己从最初的茫然和抗拒中抽离出来，以处理工作的冷静态度去理解每一个条款，评估每一个选项。
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商业失败的后果不仅仅是账面上的亏损，更是对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全面吞噬。父亲的离世仿佛抽走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下面千疮百孔、债台高筑的残酷真相。她和白芳芳作为直系亲属和部分资产的关联方，虽然律师尽力规避，但仍可能面临一定的债务追索和生活困境。
与此同时，父亲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正式启动，各类通知和文件雪片般飞来。家里的气氛压抑到极点，昔日的宽敞房子如今显得空荡而冰冷，每一件家具仿佛都标着价签，随时可能被搬走抵债。白芳芳的情绪在崩溃和麻木间摇摆，偶尔会对着安可儿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责怪她“只顾自己”、“不肯求人帮忙”，甚至隐隐将安建国的死和公司的败局归咎于安可儿的“不听话”和“与纪屿深走得太近”。
安可儿默默承受着这些无端的指责，没有争辩。她知道，白芳芳需要宣泄的出口，而自己此刻是她唯一可以安全发泄的对象。争辩毫无意义，只会让局面更糟。她只是更紧地守住自己的边界，清晰而坚定地告知白芳芳哪些事情她可以协助处理（如与律师沟通、整理必要文件），哪些事情她无能为力（如解决巨额债务、挽回公司），以及哪些原则她绝不会妥协（如与陈家的任何交易）。
白天，她处理着这些令人心力交瘁的善后事宜；晚上，当白芳芳终于疲惫睡去，整栋房子陷入死寂时，她会拿出那支银灰色的笔和工作笔记本。她并没有处理具体工作，而是将这一天的经历、观察、思考，以近乎冷静客观的笔触记录下来。写下的不是情绪，而是事实、问题、和可能的应对策略。这种书写，像一种心理上的“消毒”和“整理”，帮助她从情绪的泥沼中剥离出来，用理性的框架去框定混乱的现实。
纪屿深没有再直接联系她。但徐明每天会发来一封简短的工作摘要邮件，提醒她一些非紧急但需要知晓的项目动态，语气一如既往地公事公办。这像一种无声的牵引，提醒她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和运转。偶尔，邮件末尾会有一句“纪总问及你这边是否需协调法律资源”，她总是回复“暂不需要，谢谢纪总关心”。
她知道，纪屿深给她的“恒温支持”已经足够多。剩下的路，需要她自己一步步走完。
一周丧假结束的前一天，安可儿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将律师梳理出的、关于她个人可能承担有限责任的部分（主要涉及父亲以她名义进行的少量、早期的、她本人不知情的投资担保），以及她计划如何应对的方案（配合清算，但会依法主张不知情且未受益），整理成一份清晰的说明，通过邮件发给了李毅和徐明，并抄送了纪屿深。
在邮件中，她坦陈了家庭遭遇的变故及可能对工作造成的潜在影响（如可能需要短期请假配合法律程序），但郑重承诺会优先保证工作的完成度和质量，并愿意接受公司更严格的合规审查。她将个人财务和法律风险的敞口完全暴露在公司面前，这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坦诚，也是对自己职业信誉的捍卫。
邮件发出后，她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轻松。与其让猜疑和流言滋生，不如主动透明。这是她从纪屿深身上学到的：直面问题，高效解决。
很快，她收到了回复。
李毅的回复很简短：“知悉。工作安排好即可。”
徐明的回复则是：“已转纪总。你的工作表现一直很专业，相信你能处理好。”
而纪屿深，没有直接回复邮件。但当天傍晚，安可儿接到了徐明的电话。
“安可儿，纪总让我转告你：你的坦诚和责任感，是专业的表现。公司相信你的职业操守。关于你可能需要的法律程序配合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提前报备即可。另外，”徐明顿了顿，“纪总说，清理航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把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轻装上阵。”
“清理航道……轻装上阵。”安可儿重复着这几个字，心头那根紧绷的弦，似乎松了一松。
“谢谢徐助理，也请替我谢谢纪总。”她真诚地说。
假期结束，安可儿重返公司。她瘦了一些，脸色也有些苍白，但眼神清明，举止沉稳。同事们大多已经听说了她家的事，投向她的目光有同情，有好奇，也有默默的尊重。她坦然接受，不主动提及，也不刻意回避，只是迅速投入到积压的工作中。
“晨曦”项目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在她休假期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于她之前推动的、更严谨的验证方案，第二批数据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清晰趋势，张主任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积极务实。消费电子POC的第一轮实测数据反馈回来，虽然暴露出一些硬件集成问题，但核心算法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