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留意各类匠人。”
周奔继续道，“不光是铁匠，还有木匠、泥瓦匠、皮匠，甚至医匠、识字的文吏。特别是那些手艺精湛但生活困顿，或与主家不合的。同样，先创建联系，了解其品行为人。”
“第三，留意那些走南闯北、见识广博的商贾、镖师、游方之人。他们消息灵通，熟悉各地风土人情、道路关隘。与他们交往，可开阔眼界，也能为将来可能的信息渠道铺路。”
武松一一记下，神色郑重：“小弟明白了。此事需细水长流，急不得。”
“正是此理。”
周奔颔首，“你且先去做。过些时日，将你认为值得深交或留意的人员，列一份简要的名录给我，注明其特长、处境、性情。”
武松应下，随即又有些尤豫：“兄长，结交这些人，难免有些花费……”
周奔从怀中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小钱袋，推到武松面前：“这是‘隐泉酿’第一批利润中分出的。
你且拿去，用作结交之用。
记住，钱财要用在刀刃上，姿态要不卑不亢。
我们是赏识他们的本事，愿交朋友，而非施舍收买。”
武松接过钱袋，心中感动，更觉责任重大。
送走武松，周奔自己的“功课”也没有停下。
他开始频繁出入阳谷县衙的藏书阁——那只是一个堆放陈旧公文和少量书籍的小房间，平日少有人至。县令特准他借阅。
他利用【过目不忘】的能力，开始系统性地阅读、记忆这个时代的律法条文、官府架构、赋税制度、户籍管理办法。
《宋刑统》的繁琐条目，《田令》、《赋役令》的具体规定，地方州县衙门的职权划分，官员的考核升迁流程……大量的、枯燥的文本信息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大脑，被精准地分类存储。
他并非要成为法律专家，而是要理解这个帝国机器的运行规则，找到其中的漏洞、矛盾和执行薄弱之处。
比如，地方厢军与巡检司的职权重叠与推诿空间；胥吏利用律法条文模糊地带盘剥百姓的常见手段；州县官员为了政绩可能隐瞒或虚报哪些信息；朝廷对偏远地区的实际控制力边界在哪里……
同时，他也通过驿馆，有意识地接触那些往来的低级官员、吏员，从他们的抱怨、闲谈、对时局的看法中，捕捉更鲜活、更真实的政治生态信息。
某日，一个从东京汴梁返回的承局在驿馆喝酒，醉后大发牢骚，抱怨朝廷赏罚不公，西军将士在西北拼命，粮饷却时常拖欠，东京城的达官贵人却夜夜笙歌，修艮岳、运花石纲劳民伤财。
又一日，一个从江南来的税吏私下抱怨，东南应奉局搜刮无度，民间怨声载道，但上官只管催逼数字，不管下面死活。
还有驿丞无意中透露，州府最近行文，要求各县上报“祥瑞”和“治绩”，以为某位相公（指蔡京）贺寿邀宠。
这些碎片信息，与周奔记忆中那个走向衰败的北宋末年历史脉络隐隐印证。
朝廷腐败，军备废弛，民怨积累，统治的根基正在被侵蚀。
而蔡京、童贯、高俅等权臣把持朝政，又使得这种衰败加速，并扭曲了官场的运行逻辑。
了解这些，不仅是为了规避风险，更是为了查找机会。乱世之中，旧的秩序出现裂痕，正是新的力量萌芽和生长的缝隙。
除了这些实务准备，周奔的思绪偶尔会飘向更抽象的领域。
他想起晁盖等人动辄喊出的“替天行道”，想起梁山泊可能打出的旗号。这些口号在特定环境下有其煽动力，但未免流于空泛和江湖气。若要凝聚更广泛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并非活不下去的平民、小吏、甚至低级军官，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和理念号召。
“天”是什么？“道”又是什么？凭什么由你来“替”和“行”？
他想起了前世所知的一些朴素的政治理念：均田免赋？限内核理念？还是更简单的“保境安民”、“诛除国蠹”？
需要结合这个时代的具体矛盾，比如土地兼并、苛捐杂税、胥吏横行、外患频仍。
这些思考还非常模糊，不成体系。
他将其记录在只有自己能完全看懂的密文符号中，夹杂在情报册的末尾，作为长期思考的萌芽。
他知道，理论武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刀剑和粮食。
它能在人心涣散时凝聚意志，在遭遇挫折时提供信念，在扩张势力时赋予正当性。
这一切工作——知识默写、人才网络、制度研究、理念萌芽——都如同在深海之下铺设看不见的渠道，在岩层之中挖掘潜在的矿脉。
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绝大部分成果都隐藏在绝对的秘密之下。
但周奔深信，正是这些繁琐、庞杂、耗神费力的未雨绸缪，才能在未来风云突变、惊涛骇浪袭来时，让他和隐雾谷这块小小的基石，拥有抵御冲击的轫性，抓住机遇的敏锐，以及……在必要时，露出獠牙反击的力量。
石室中，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动。
周奔放下笔，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吹熄了灯光。
石室陷入黑暗，只有通风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