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征写下来。
写完后，他把账本给吴刚看。
吴刚看了，点点头：“值了。”
又一个说“值了”的。
一条命，一道疤，一个选择。
只要有人记住，就值了。
第三周：声音
账本写到了第七十三页。
林征的腿好多了，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走。他开始在安全区里走动，收集更多的故事。
他走到妇女收容所。
那里挤满了女人和孩子。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失去了孩子。
她们看见林征手里的账本和铅笔，眼神很复杂——有好奇，有警惕，有期待，也有绝望。
“你在写什么？”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问。她叫周秀英，丈夫是中学老师，城破时被杀，她带着八岁的女儿躲进安全区。
“写南京的故事。”林征说，“写活着的人的故事。”
“写这些有什么用？”周秀英的语气很冷，“我丈夫死了，我爹娘死了，我兄弟也死了。写下来，他们就能活过来吗？”
“不能。”林征说，“但至少，能让后人知道，他们曾经活过。”
周秀英盯着他，盯了很久。
然后突然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流泪。
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两滴，三滴。
“我丈夫……叫陈文远。”她终于开口，“三十四岁，在南洋中学教国文。他喜欢写诗，最喜欢杜甫的‘国破山河在’。他说，只要山河还在，人就有希望。”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他还在备课。我说：‘别备了，鬼子要进城了，快跑吧。’他说：‘我是老师，得守到最后一刻。你先带孩子走。’”
“我没走。我想，要死一起死。”
“第二天上午，鬼子来了。冲进学校，见人就杀。我丈夫站在讲台上，拿着教鞭，对那些学生说：‘同学们，别怕。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
“然后……他就被刺刀捅穿了。”
周秀英说不下去了。
她女儿——八岁的小女孩——抱住她，小声说：“妈妈不哭，爸爸是英雄。”
周秀英抱紧女儿，继续说：
“我抱着女儿，从后门跑了。跑的时候，听见我丈夫在喊：‘秀英！带好孩子！好好活着！’”
“那是他最后一句话。”
林征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
写完后，他问：“您有什么话，想留给他吗？”
周秀英想了想。
“就写：文远，我和女儿都活着。我们会好好活着，活到看见太平盛世的那一天。你在那边，放心。”
林征写下来。
写完后，他把账本给周秀英看。
周秀英看完，把女儿拉到面前，指着上面的字说：“看，这是爸爸的故事。等你长大了，要讲给你的孩子听。”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但林征知道，她会记住的。
这个关于父亲的故事，会在她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开出花，结出果，然后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传承。
第四周：离开
账本写到了第一百页。
铅笔头终于用完了。
林征用最后一点铅芯，写下最后一句话：
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南京安全区，记于此处。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山河仍在，故我不灭。
写完后，他合上账本。
厚厚的一本。
沉甸甸的。
里面装着一百个人的名字，一百个故事，一百段人生。
虽然对三十万来说，这只是沧海一粟。
但至少，有人记住了。
有人写下了。
有人传承了。
“你要走了？”马大山问。
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但左臂永远没了。安全区安排他去后方，那里有残疾军人收容所。
“嗯。”林征说，“腿好了，该走了。”
“去哪儿？”
“不知道。”林征说，“但我想继续写。写更多人的故事。”
马大山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个小小的布包。
“这个给你。”
林征打开。
里面是一枚生锈的子弹头。
“这是从我胳膊里取出来的。”马大山说，“医生本想扔掉，我要回来了。你带着，算是……纪念。”
林征握紧子弹头。
冰凉，粗糙，带着血腥的记忆。
“谢谢。”他说。
“该我谢你。”马大山说，“谢谢你写下了我的故事。让我觉得，这条胳膊没白断。”
两人握手。
手很用力，像要把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握进手里。
“保重。”
“保重。”
林征拄着拐杖，走出礼堂。
外面阳光很好。
虽然是冬天，但难得的晴天。
安全区里，有人在洗衣服，有人在做饭，孩子在奔跑，老人在晒太阳。
虽然每个人脸上都有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