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房子里，看还有没有人活着。如果发现尸体，他就把名字记下来。”
“怎么……知道名字？”林征问。
“看门牌，看遗物，看邻居的证言。”老人说，“有时候能找到身份证件，有时候只能问还活着的人。问一个，记一个。”
他翻到某一页。
上面写着：
无名女，约18岁，穿红棉袄，死在中山路路口
无名童，约3岁，手里攥着半个烧饼
无名老者，约70岁，眼睛被刺刀捅瞎
无名。
还是有无名。
“我父亲记了六百三十二个名字。”老人说，“但这只是……沧海一粟。”
他抬起头，看着林征：
“你知道六百三十二和三十万的区别吗？”
林征摇头。
“区别就是，”老人一字一句地说，“六百三十二，你能想象。你能想象六百三十二个人站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但三十万……三十万就是个数字。太大了，大到超出了人的想象能力。”
林征感到胸口闷得难受。
是啊。
三十万。
他试着想象：三十万人站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头。
然后，六周之内，全死了。
怎么死的？枪杀、刀砍、活埋、火烧、奸杀……
他想象不出来。
因为太残忍了，超出了人类心理的承受极限。
“我父亲记完这六百三十二个名字，就疯了。”老人平静地说，“不是发疯的那种疯，是……心死了。他说他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那六百三十二个人站在他床前，问他：‘你为什么还活着？’”
林征感到脊背发凉。
“后来呢？”他轻声问。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父亲把这本名册交给国民政府，希望他们能立个碑，把名字刻上去。”老人说，“但那时候，百废待兴，谁顾得上这个？名册被退了回来，说‘等以后再说’。”
“等以后。”老人重复这三个字，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这一等，就等了一辈子。”
“您父亲……”
“1985年去世的。”老人说，“去世前，他把名册交给我，说：‘儿子，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要让后人知道，这些人，曾经活过。’”
老人摩挲着笔记本的封面：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1985年到现在，四十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寻找这些名字的后人。”
“找到了吗？”林征问。
“找到了一些。”老人从轮椅袋里又拿出几个文件夹，“你看。”
林征翻开文件夹。
里面是照片、信件、采访记录。
王德福的儿子，现在合肥，退休教师
赵翠花的侄子，在上海开出租车
陈小宝的妹妹，在南京养老院，去年刚去世
每一份资料，都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但这个，”老人指着“无名女，约18岁，穿红棉袄”，“没找到。这个，‘无名童，约3岁，手里攥着半个烧饼’，没找到。这个，‘无名老者，约70岁，眼睛被刺刀捅瞎’，没找到。”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
“大多数人，还是找不到。”
林征沉默。
他想起了王石头，那个死在黄河洪水里的少年。
想起了***，那个731部队的受害者。
想起了所有那些没有名字、没有后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死者。
他们就像一滴水，滴进历史的海洋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您……”林征艰难地开口，“您觉得……这样做有意义吗？六百三十二个名字，对三十万来说，太少了。”
老人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个故事。
“1995年，我找到了一个老人，她叫李秀兰。1937年，她八岁，全家都被杀了，只有她躲在米缸里活了下来。我拿着名册去找她，问她认不认识上面的人。”
“她看了很久，指着一个名字说：‘这个，王德福，是隔壁卖烧饼的王爷爷。每天早上，他都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烧饼，不要钱。’”
“她又指着一个名字：‘这个，赵翠花，是给我娘做衣服的赵阿姨。她手可巧了，做的衣服又合身又好看。’”
“她一个一个指过去，说出他们的故事：这个人爱喝酒，那个人爱唱戏，这个人有个傻儿子，那个人刚娶了媳妇……”
老人停下来，深深吸了口气：
“那天下午，李秀兰说了三个小时。说完后，她哭了，说：‘四十年了，我第一次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谢谢你，让我觉得，他们没白死。’”
“她第二年就去世了。临走前，她女儿给我打电话，说：‘我妈说，让你一定把名字刻在碑上。她说，只要名字还在，人就还在。’”
老人看着林征：
“你说，这有意义吗？”
林征感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
对一个八岁的幸存者来说，能在四十年后，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