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头，看着他，“因为父亲最后那句话。”
她指了指书桌。
桌上，放着一个木盒子，很旧，漆都磨光了。
“打开看看。”她说。
林征走过去，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支钢笔。
黑色的，笔身有几道划痕，笔帽上的金属环已经氧化发黑。
“父亲的东西。”老人说，“他是个校对员，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这支笔陪了他十年，从报社到防空洞，最后到了我手里。”
林征拿起笔。
很轻，但在他手里，重如千钧。
“父亲最后对我说：‘敏敏，要好好读书，把今天的事写下来。’”老人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波动，很轻微，像风吹过琴弦，“我记住了。所以我要活着，要读书，要写字，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写下来。”
“所以您……”
“所以我读了书。”老人说，“孤儿院长大，国家供我上学。1953年考上大学，学中文。毕业后当了老师，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开始写。”
她指了指书桌旁边的一个纸箱。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笔记本，牛皮纸封面，都用细绳捆着。
“这是什么？”林征问。
“是我写的。”老人说，“从1960年开始写，每年一本，写到去年。写那天的防空洞，写死去的父母，写重庆大轰炸，写战争中活下来的人。”
“为什么……写这么多？”林征问。
“因为要记住。”老人说，“父亲说‘把今天的事写下来’，不是写一天的事，是写一辈子的事。把战争带来的伤痛写下来，把活下来的愧疚写下来，把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和事写下来。”
她顿了顿，眼睛看着那支钢笔：
“我今年九十二岁了。当年防空洞里活下来的人，我知道的，只剩我一个了。等我死了，那天晚上的记忆就真的死了。所以我必须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林征感到一种巨大的震撼。
九十二年。
从七岁到九十二岁，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去践行父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这不是悲壮。
这是更坚韧、更持久的东西——像长江水，看似平静，但年复一年地冲刷着河床，在石头上刻下痕迹。
“您……恨吗？”林征问了一个他问过很多次的问题。
老人想了想。
“恨过。”她说，“七岁那年，恨日本人，恨战争，恨所有让我失去父母的东西。”
“后来呢？”
“后来不恨了。”老人说，“恨太累，消耗太多力气。我要把力气省下来，用来记住。”
“记住什么？”
“记住那一天。”老人说，“记住防空洞里有多少人，记住他们的脸——如果我能看见的话。记住那种窒息的感觉，记住父亲最后说的话。”
她看着林征，眼神清澈而坚定：
“恨只能让人毁灭。记住，才能让人活下来——不仅是**，还有精神。”
这话像一道光，照进林征心里。
他一直以来的困惑，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答案。
他为什么要写《山河故我》？
不只是因为那些记忆纠缠着他。
不只是因为愧疚。
更是因为——要记住。
要让那些逝去的人，在文字里重新活过来。
要让后来的人知道，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
“您……能给我讲讲吗？”林征从背包里拿出录音笔，“讲讲您写的那些。”
老人点点头。
她打开最上面的一本笔记。
翻开。
里面是用钢笔写的字，工整，娟秀，但能看出岁月的颤抖。
“这是1960年写的第一本。”老人说，“那时候我二十七岁，刚当上老师。晚上睡不着，就爬起来写。”
她翻到某一页。
林征凑过去看。
1960年3月12日，晴
昨晚又梦见防空洞了。还是那片黑暗，还是那股闷热。父亲的手慢慢变凉，我怎么捂都捂不热。
今天上课，教学生读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读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突然想起父亲。
他收不到家书了。
我也收不到了。
字迹工整，但能看出，写的时候手在抖。
林征感到鼻子发酸。
“您……一直写这些，不会……太痛苦吗？”他问。
“痛苦。”老人说，“但比忘记要好。忘记是对死者的背叛。我记得，他们就在我心里活着。”
她又翻开另一本。
1985年8月19日，阴
今天是我五十二岁生日，也是父母遇难四十五周年。
去较场口看了看，那里建了纪念碑。碑上有很多名字，但没有父母的。他们是平民，不是烈士，没有资格上碑。
但我会记住他们。
用这支笔，记住他们。
平民。
不是烈士。
没有资格上纪念碑。
但有人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