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边缘都磨毛了。男人把它放在桌上，推给张诚。
“你爸出事前三天给我的。”男人说，“他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让我把这个交给能管这事的人。我等了十五年，没等到这样的人。直到昨天，秦师傅打电话说你找过我。”
张诚拿起信封。很轻。他拆开封口，里面是几张泛黄的纸。
第一张是手写的记录，字迹工整，是父亲的笔迹：
2010年7月15日，夜11点20分。污水处理站总排污口。取水样500毫升。目测：水体呈深蓝色，泡沫丰富，有刺鼻氨味和苯胺味。采样时发现，主管道旁有一暗管，直径约15厘米，未接入处理系统，直接排入河道。
第二张是化验单复印件，送检单位是市环境监测站，送检人姓名栏空白。检测结果栏里，一连串数字触目惊心：
COD：3200m/L（超标64倍）
氨氮：280m/L（超标56倍）
苯胺类：45m/L（超标90倍）
铬：8.7m/L（超标174倍）
第三张是照片。黑白照片，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模糊，但能看清：一个穿工装的男人蹲在河边，手里拿着取样瓶。男人侧着脸，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照片背景里，能看见红旗厂高大的烟囱，和烟囱下那个隐蔽的排污口。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男人说，“你爸取样的时候，我在旁边望风。他说要留证据。”
张诚的手指在照片上父亲的脸颊处轻轻摩挲。那是他记忆里父亲的样子——坚毅，执着，眼神里有光。不是殡仪馆墙上那张苍白的脸。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张诚问。
“因为不敢。”男人苦笑，“你爸死了之后，厂里来了好几拨人，挨个找我们谈话。说是谈话，其实是警告。那些家里有孩子在厂里上班的，孩子就被调去最脏最累的岗位；那些有亲戚在厂里的，亲戚就被下岗。我老伴那时候在厂医院当护士，第二天就被调到洗衣房，说是‘工作需要’。”
他重新点起一支烟：“后来红旗厂破产，我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没想到十五年后，同样的事又来了。只是换了个厂名，换了个地方。”
“J环保科技。”张诚说。
男人点点头：“他们建厂的时候，我去看过。打桩的地方，就是当年红旗厂的排污池。那些毒水，那些重金属，都还在下面。他们就在上面盖楼，建车间。你说，这样的厂子，能‘环保’吗？”
窗外传来孩子的嬉笑声，清脆响亮。屋里却死一般寂静。
张诚把文件收好，放回信封：“这些，我能带走吗？”
“本来就是给你的。”男人看着他，“孩子，听我一句劝。你爸当年斗不过他们，你现在也未必斗得过。那些人……手眼通天。”
“我知道。”张诚站起来，“但我爸死在这条河里。现在又有人死在这条河里。如果我不做点什么，还会有更多人死在这条河里。”
男人沉默了。他起身送张诚到门口，在张诚踏出门时，他突然说：“你爸死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人。”
张诚猛地转身：“谁？”
“贾仁义。”男人声音压得很低，“红旗厂的厂长。他开车到河边，和你爸说了几句话。然后……然后你爸就落水了。我那时候在远处，看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贾仁义走后，我才敢过去，你爸已经……”
贾仁义。贾副局长的哥哥。
“您当年为什么不说？”
“说了有用吗？”男人的眼睛里泛起泪光，“贾仁义后来当了代表，优秀企业家。我一个下岗工人，说的话谁信？而且……我老伴那时候刚查出乳腺癌，需要钱治病。贾仁义让人送来五万块钱，说是‘困难补助’。”
男人抹了把脸：“钱我收了。病没治好，人还是走了。这笔债，我背了十五年。”
张诚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拍拍男人的肩，很瘦，骨头硌手。
下楼时，那几个下棋的老人还在。秃顶老人抬起头，这次没再低头，而是盯着张诚看了很久，眼神复杂。
走出小区，张诚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拨通陈锋的号码。
“拿到了。”他说。
“找个安全的地方，我过来。”陈锋说。
半小时后，两人在一家偏僻的茶馆碰面。包厢在最里面，临街的窗户拉着竹帘。张诚把信封递给陈锋。
陈锋看完文件，脸色凝重：“这些证据，当年如果拿出来，足够让红旗厂关门，让贾仁义坐牢。”
“但被压下去了。”张诚说，“我父亲死了，证人也闭嘴了。十五年后，同样的事在同一个地方重演，只是换了个更光鲜的名字。”
“J环保科技。”陈锋把文件收好，“我查过了，这家公司三年前申报过一个‘污染土壤原位修复’项目，申请了八百万的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报告里说，他们用一种‘国际先进技术’，把红旗厂旧址的污染土壤修复到了国家标准。”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陈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报告，“这是我从省环境监测总站偷偷调出来的数据。同一地块，同一时间段的采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