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朝会之上，皇后武媚娘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善哉”与鞭辟入里的“四善”之论，如同在平静的朝堂湖面投下了定海神针，也为李瑾那份宏大而创新的《平边策》镀上了一层不容置疑的金身。皇帝李治随后的“深得朕心”与“明发有司研议”的旨意，更正式将这份战略从“朝议”层面，推向了“筹备落实”的新阶段。然而，朝会上的表态与支持，仅仅是第一步。要将这纸面上的宏图，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国家行动，将战略构想细化为工程计划、预算清单、人事安排与时间表，并赋予核心推动者以匹配其责任的权力，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而这道考验的第一关，便是在皇帝限期“十日”内，各部、寺、监对《平边策》研议细则的反馈，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权力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激烈博弈。
这“十日”，对长安的皇城官署而言，堪称风起云涌、不眠不休。政事堂内灯火长明，宰辅们就《平边策》的总体框架、优先顺序、潜在风险及与现有政策的衔接，进行了数轮密集而激烈的辩论。兵部衙门人声鼎沸，武将文吏就水师建设规模、登陆地点选择、陆军配合方案、新军械需求清单吵得面红耳赤。工部与将作监则陷入了技术与成本的漩涡，改良抛石机的图纸、新式海船的模型、乃至李瑾奏疏中语焉不详的“火攻器具”构想，都引发了匠官们狂热的研究与争执，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咋舌的预算估算。户部则是最愁云惨淡的一方，面对着兵、工两部雪花般飞来的要钱要粮文书，尚书愁得几乎一夜白头，拼命核算着国库与太府寺的积蓄，计算着加征、借贷或削减其他开支的可能性。司农寺、太仆寺等有司也未能置身事外，粮草储备、牲畜征调、民夫动员等后勤难题接踵而至。
朝堂之下，暗流更加汹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府邸，成了反对或质疑声音的汇集地。他们无法公开否定已被帝后高度肯定的《平边策》大方向，便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具体执行的“不可行性”与“靡费”。褚遂良指使门下省官员，在审核相关文书时，对预算、工期、民力征发等细节提出诸多诘问，试图拖延。与关陇集团关系密切的部分官员，则在私下串联，散播“李瑾好大喜功，欲以奇技淫巧耗费国帑，博取军功”、“皇后急于立威，支持此等冒险之策，恐非国家之福”等流言。他们试图在官僚体系的中下层制造阻力，并观望军方重臣，尤其是&bp;司&bp;空&bp;李&bp;勣&bp;的&bp;态&bp;度。**&bp;李勣在朝堂上对军权归属的划界，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李瑾本人，则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他不仅要主持政事堂的相关讨论，还要频繁往来于兵部、工部、将作监之间，亲自参与技术论证，协调部门分歧，解答各方疑问。他利用“格物所”多年积累的数据、图纸和模型，为水师建设、军械改良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其专业与务实，令许多原本心存疑虑的官员大为折服。同时，他通过“北门学士”及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网络，密切关注着各方的动向与舆论，对针对他的流言与攻讦，或通过支持者予以驳斥，或选择暂时隐忍，集中精力推动核心事务。他知道，真正的胜负手，在于十日后各部呈报的细则汇总，以及皇帝根据这些汇总做出的最终决策——尤其是关于由谁来&bp;总&bp;揽&bp;此&bp;项&bp;庞&bp;大&bp;系&bp;统&bp;工&bp;程&bp;的&bp;实&bp;际&bp;指&bp;挥&bp;权**。
十日之期，转瞬即至。
七月十二，紫宸殿再次举行大朝，专题审议《平边策》相关细则。殿中气氛，比十日前更加凝重。各部尚书手持厚厚的奏疏，逐一出列奏报。兵部肯定了“水师渡海、东西夹击”战略的可行性，但强调需新建、改建大型海船数百艘，训练水手兵卒数万，非三五年不能成军，且耗费巨万；对军械改良，特别是“火攻器具”，认为“构想精妙，然前所未有，需‘格物所’全力攻关，成败未知，不宜寄予过望”。工部与将作监的奏报则充满了技术细节与天文数字般的预算，但也承认，若能集中巧匠，给予充足资源与时间，李瑾提出的许多改良方向确有实现可能。户部的奏报最是沉重，直言以目前国库岁入，若同时满足水师、军械、边备及原有各项开支，即便加征商税、动用部分储备，未来三年也将出现巨大亏空，需大力整顿财政、开辟新源，或……大幅削减其他开支。
支持者如新任兵部侍郎（李瑾提拔）慷慨陈词，强调“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亦需非常之投入”，认为长远收益远超眼前付出。质疑者则抓住“靡费”、“未知”、“民力”等要害，反复诘难。朝堂之上，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碰撞，一时难分高下。
就在争论趋于白热化，许多人将目光投向御座与垂帘，等待帝后裁决时，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身影，缓缓出列。
是&bp;司&bp;空&bp;李&bp;勣。&bp;这位军界泰斗、开国元勋，自“二圣临朝”以来，在朝堂上多保持沉默，鲜少就具体政务表态，尤其对涉及皇后理政的事务，更是谨慎。此刻他出列，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长孙无忌等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