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神会，这是既示好，又考验。若这几人真为利所动，也非真正同道，早早看清也好。
接下来数日，围绕制科及第者的“关试”（吏部考核）与授官，朝堂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博弈。萧瑀一系极力主张，制科乃特科，不同于常科进士，及第者不宜立即授予清要或实权职位，应先派往地方或诸司担任副贰、参军事等佐官，历练数年，再行提拔。其用意显而易见：将李瑾等人调离京城，远离权力中心，使其“试点”计划无从着手，并置于地方复杂环境中，稍有不慎便可揪住错处。
于志宁、阎立本等人则针锋相对，认为既是陛下特开“通晓实务”科，取用实才，自当量才授职，使才尽其用。尤其李瑾，已在将作监少监丞任上卓有建树，更献强国长策，岂能外放或闲置？当晋其职，使其能统筹推进已获陛下首肯的诸项“试点”事宜。
双方在御前、在政事堂争论不休。皇帝李治则稳坐钓鱼台，任由双方争执，似乎难以决断。直到三月廿一，大朝之日，李治终于颁布了关于今科“通晓实务”制科及第者授官的敕书。
敕书由中书舍人当殿宣读。对于大多数及第者，基本采纳了“先任佐官历练”的建议，徐有功授大理寺评事（从八品下），张遂授司天台丞（从七品上，属技术官），姜师度授都水监主簿（从八品上），韦讯授太医署医监（从八品下）……皆是根据其专长，授予了相应的、品阶不高但有实务空间的职位，算是折中。
而到了李瑾，宣读的宦官提高了声调：“……制科头名李瑾，器识宏远，学综古今，屡献嘉谟，朕所深知。前以将作监少监丞，协理百工，已有成效。今特晋为将作监少监（从四品下），仍兼崇文馆直学士，赐绯服、银鱼袋。专司督办朕前所允之‘百工创新’、‘农具改良推广’、‘军械研议’、‘水师人才储备’诸试点事宜，可随时奏对。望其恪尽职守，务实进取，以副朕望。钦此。”
将作监少监！从四品下！虽仍是“少监”，但去掉了“丞”字，意味着从佐官升为了正印官之一，正式成为将作监的三位主事者之一（监正、两位少监），有了独立的衙署、属官和更大的决策权！更关键的是，“专司督办……诸试点事宜，可随时奏对”，这等于将皇帝口头允诺的“试点”权，以敕书形式正式赋予了李瑾，并给了他“随时奏对”的特权，使其能直接向皇帝汇报进展，绕过部分中间环节的掣肘！
这份任命，显然没有完全满足于志宁等人“授予更高清要”的期望，但也绝不是萧瑀等人希望的“外放闲置”，而是给予了李瑾一个在专业领域内拥有实权、能直接推进其理念、且与皇帝保持紧密联系的平台。将作监少监，品阶不算最高，但职权具体，正适合李瑾发挥其“实学”与“工技”之长。皇帝在双方诉求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既重重酬赏了李瑾，兑现了支持其“试点”的承诺，又未过分刺激反对派，将其升迁限制在“技术官僚”的范畴内，暂时避免了过早将其推入更高层的权力漩涡中心。
至于“赐绯服、银鱼袋”，更是荣耀的象征。唐代官员服色依品级而定，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李瑾以从四品赐绯，是符合制度的荣耀。银鱼袋则是五品以上官员出入宫门的信物，也是一种身份标识。
朝堂之上一片寂静，随即响起低低的议论声。萧瑀脸色阴沉，却也无法再公开反对——皇帝在敕书中明确了李瑾的职责是“督办试点事宜”，这都是御前议定之事，且将其职务限定在将作监，并未涉及其它要害部门。于志宁等人则稍感欣慰，虽然未得最理想的安排，但李瑾总算获得了与其才能相匹配的实权职务和明确的任务，可以大展拳脚了。
“臣，李瑾，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bp;李瑾出列，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郑重叩拜，接过那卷沉重的敕书。心中并无太多激动，只有一片澄澈的清明与沉甸甸的责任。他知道，这道敕书，不仅仅是一纸任命，更是皇帝对其理念的背书，对其能力的考验，也是将其正式推向大唐帝国技术革新与实业发展前沿阵地的战书。
“探花郎”的荣耀（唐代进士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制科头名亦尊称“探花”），此刻对他而言，已不仅仅是金榜题名的风光，更是开启一段全新征程的起点与凭证。
散朝之后，祝贺之声再次如潮水般涌来。李瑾谦逊应对，对萧瑀等反对派大佬亦执礼甚恭，毫无骄矜之色。他深知，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回到府中，李福早已准备好簇新的绯色官袍、银鱼袋以及相应的舆服器具。李瑾换上官袍，铜镜之中，一位身着绯袍、腰悬银鱼、气度沉凝的年轻官员身影清晰可见。与一年前那个初入长安、身着青衫的落魄宗室子，已然判若两人。
“公子，不，少监大人，如今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bp;李福喜极而泣。
“李福，官身不过是副皮囊，做事才是根本。”&bp;李瑾整理着衣袖，语气平静，“备车，我要去将作监衙门。还有，让王掌柜来见我，试点诸事，需立刻着手规划。”
“是！”
坐在前往将作监的马车上，李瑾闭目沉思。将作监